第二阶段从1960年到1978年。城镇化出现了倒退和停滞。为了纠正“大跃进”的失误，60年代初国家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城镇化率到1963年降至16.8%。此后，“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城镇化水平多年停滞不前，到1978年比重仅达17.9%，只相当于1958年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白白损失了20年的宝贵时间，不少原先更为后进的国家这时都纷纷跑到了前面。在第二阶段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城乡人口之间惊人的大规模对流。一方面几千万城镇人口转变为乡村人口，另一方面总数略少一些的乡村人口转变成城镇人口，这种现象在世界人口史上亦属仅见。

　　第三阶段从1978年至今。期内受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展，产业结构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促进下，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1995年已达到29.0%，大体上达到工业化程度相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初步扭转了产生于前一阶段的城镇化严重落后的局面。由于受城市政策和统计口径的局限，数以千万计的乡村迁移流动人口，尽管已进入城镇并已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仍然只是“外来人口”或“暂住人口”的身份，没有被计入城镇人口。此外，有许多乡村中心居民点，特别是在相对发达的东部平原上，人口已达数千人，并以非农产业为主，但因未设镇的建制，仍被视为乡村人口。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可能还要再高若干个百分点。见表2.6。一年两收。

表2.6 中国人口城镇化的演变

　　注：1953～1990年数据来源于人口普查。1995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有*者为笔者推算数。

　　近十余年来中国城镇人口迅速增长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县改市、乡改镇的途径新设置了一大批市、镇。从表2.6可见，8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数量增加很少，镇则减少过半，这种状况固然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但在城乡划分标准上偏于保守，低估了城镇化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指导思想上甚至有某种程度的“重农抑商”倾向，看来也是无可讳言的。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市、镇数量逐年迅速增多，1995年与1978年相比，市增加2.3倍，镇增加5.1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得到大解放的喜人景象。

　　城镇人口迅速增长的另一个来源是城乡人口迁移。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85～199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总量中由乡村迁往城镇的约占一半（由城镇迁往乡村的比重极小），年均达300万人，受普查统计口径所限，这一数字显然是偏小的，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的强劲势头。

　　在城镇人口比重显著提高的同时，中国的城镇结构体系也得到了改善，其总的态势是：大、中城市稳步发展，小城镇快速增长，城镇人口分布重心进一步向后者倾斜，这既适合于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也有利于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通过这个过程，一个以大、中城市为枢纽，小城镇为城乡联系纽带，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市场经济网络的格局，已初步成形，为全国的社会经济包括城镇化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的城市和镇通常按其非农业人口规模分为以下几级：

　　2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1995年共有10个，它们是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广州、哈尔滨、重庆、南京、西安，其中上海、北京、天津分别达850万、630万和490万人，均进入了世界特大城市的行列。10市合计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15.6%。该比重与70年代相比有所增大，反映出其中不少城市（如上海、广州、南京）在前一阶段多年陷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的不正常状况得到根本扭转。

　　100～200万人的大城市，共22个，它们多为省会，还有一些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其中的成都、大连和长春预计将在近期内上升为特大城市。22市合计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10.4%，比重比前期略增。
　　本文标题：人口的分布、迁移和流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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