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有闲阶层。近年来，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正悄悄冒出新的“有闲阶层”。这个阶层现有多少人，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但为数不会很少。他们在城市的许多角落都留下了懒散的踪迹；在高级消费娱乐场所都晃动着他们千金一掷，持“财”傲物的身影。“有闲阶层”主要有三类人组成：①出国归来的淘金者；②一群傍“大款”的青年女性；③腰缠万贯的个体户。近年来，由于城市土地进入市场，使一部分郊区农民因出让或租赁土地而“暴富”。

　　4.社会空间分异

　　在中国大中城市，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曾经由于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平等思想和新建成区的迅速发展而基本被消灭。然而，近年来，这些城市新的低收入的农村流动人口和高收入的暴发户正在重建城市社会分层现象，并通过城市社会分异达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

　　（1）棚户区。城市流动人口的过速发展，具有形成未来城市贫民窟的潜在威胁和民工社区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于外来人口的诸多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外来民工具有一定的团体性和帮派性；另一方面，外来民工居住地往往是当地人口密度低、地域开阔、可供借用房源较多、消费水准不高、管理薄弱的城郊结合部；再就是，外来民工多以籍贯职业聚居，易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某些集团的意识行为的民工社区“雏形”，如北京的“浙江村”、“福建街”、“新疆村”等民工社区。

　　伴随着中国大中城市“棚户区”的蔓延，也正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棚户区”往往成为违法犯罪甚至黑社会势力的滋生地；违章建筑密布，环境极差，污染严重，存在着火灾、传染性疾病的隐患；加重了城市供给负担，也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困难。

　　（2）别墅区。据1996年对北京市已入住的8个别墅区的400个住家进行的调查结果发现，购置别墅的人因使用方式不同而分成两大类：自用和投资。投资客占购买总数的15%。这些投资客95%以上是港澳台人士，余下5%则是内地人。而以自住为目的的购买者100%都是已成家的人士，他们当中99%的人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买房的目的及自己的年薪。其中约有20%的人住的是“公家”购买的别墅，他们拥有的是相对稳定的居住权。别墅的购买者有以下几种不同职业类型：海外驻京商社的代表、合资公司的外方经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级外方销售人员、归国华侨、下海经商成功的个体户、外企高级职员、股票、期货市场中的“自由职业者”，还有极少数掌握着命脉部门实权的政府官员。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别墅区，一幢别墅的售价有的到了2000～2500万元，居然这样的别墅楼也一售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