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企业的大兼并，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更广的选择渠道；但也引起了遍布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为了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1999年1月28日至2月2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第29届年会上，重点讨论了“承担责任的全球化”问题。参加本次大会的2000余名政界、企业界、专家学者代表围绕资本流动浪潮与环境、社会正义、福利国家改革、媒体作用、新世界经济规则、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地区贫困化、合法性、合理性等的关系以及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该次会议没有就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控制方面达成共识，但反映了世界各国对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关注。

国家首先是对国内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但是，随着战后经济国际化的大大加强，经济生活国际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新阶段。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互相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国家经济的重大变动，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占重大份额的大国经济的重大变动，都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牵动或波及它国，乃至全世界。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原有的以国境为界线的封闭体系愈来愈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不仅涉及到该国国内经济、政治、政策，而且还涉及到对外经济活动、国际经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另外，如果由各个国家孤立地对世界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各行其是，互不相谋，必将造成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因而要求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协调一致，向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前进。

关于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温·托夫勒为首的西方学者提出了“全球主义”的观点。全球主义是指一个国家或利益集团针对全球化而制定的政治主张、发展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学说，是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上半叶，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在其所著《世界史纲》一书的最后一章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世界主义”的思想。美国学者斯特赖特、英国学者里夫斯、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人也对“世界主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了当时的西方政治家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塞西尔、美国出席凡尔赛和会的代表肖特韦尔、法国总统罗斯福等人的重视。世界主义论者主张取消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社会，即“世界共和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世界上首次建立了一批如欧洲共同体、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国际联盟、联合国等超越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阿·托夫勒在其1990年出版的《大未来》一书中也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1992年联合国计划署《世界发展报告》的起草人在最后一节中也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现今存在的七国集团、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组织等构成了全球政府的坚实基础。一些政治家甚至建议成立联合国参议院、世界司法机构、世界宪警部队等全球组织。

实际上，全球主义与世界主义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其区别在于，全球主义是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信息社会、跨国公司扩张、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空前加强、经济全球化以及众多国际组织建立等基础之上，是世界主义的高级阶段。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赞成“民族国家崩溃说”和“主权有限论”，主张建立“全球政府”。阿·托夫勒在其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当第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地横扫全球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在当今世界上，既存在着一股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国内区域和集团中的力量，同时还存在着另一股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的力量。这两股力量正促使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崩溃，变为较小也较少权威的单位。另外，由于各国相互依赖的加强，一国国内局势和某些事件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一国的对外行为，会影响他国或其他地区，甚至影响全世界。同时，我们人类正面临着环境污染、人口剧增、艾滋病传播、恐怖主义猖獗等诸多问题愈演愈烈的严重挑战，而且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某一个国家的单独努力来解决，必须通过多国的共同措施来加以解决。这些必将导致国家主权的不断削弱。

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认为，全球化是24h互相联系、极度活跃、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将减少，非政府组织日益扩大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全球化由下列三个方面的力量推进：第一，政府管理经济能力下降，而市场发挥公平作用和提供产品的能力大大提高，政府将更少地直接管理企业，越来越难以利用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和本国企业。第二，国家边界对经济发展影响减小。随着欧洲中央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完善，贸易、投资和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壮大，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名牌正逐步取代各国名牌。第三，技术进步促进了国家之间的联系。电信和信息技术发展塑造了一个网络世界、一个全球社会，并使跨地域联系成本大大降低。

然而，我国学者李琮等人不同意全球化一定导致国家主权削弱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管理权限表面上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但并没有真正的削弱，全球化只是导致了国家主权的实现方式、管理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依据是：

第一，尽管存在着民族国家权力“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民族国家“离心力量”加强以及区域的、地方的、种族的和宗教团体拥有自治权、自主权不断增加的现象，但这些都没有脱离国家政府的管理。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内部经济管理权限进一步分散的同时，各地区经济联系却在进一步增强；在市场分散现象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市场统一加强的趋势。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没有崩溃的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地，不同的民族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从联盟角度看，原有的国家的确是崩溃了，但是，对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国家主权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第二，随着全球化发展，各种国际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由各方共同制定一些规章、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某些主权，主要是某些经济决策权，确实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地区性一体化组织中，成员国的某些主权还进行了转移。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国际组织成员国的局部主权受到一定限制或进行了转移是自愿的，而它们之所以自愿，旨在获得更大的利益；其次，在国际组织的超国家管理机构中，各成员国都享有一份决策权。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并不是无条件地受到限制或转移出去的。

第三，在一国国内事态发展到影响别国或一国对外行为影响到别国，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应予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通过有关国家进行协商谈判予以解决。如果某个国家对别国主权或根本利益肆意侵犯、对别国事务粗暴干涉、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并且通过协商不能解决问题，联合国也可采取强制手段以恢复秩序。

李琮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有两个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日益频繁、民族壁垒逐渐被打破，资本、经济活动、政治、科学等等国际化趋势加强。目前已经到了经济全球化时期，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逐步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当然，这是一个漫长、曲折、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时期内，国家不会消亡，国家主权也不会削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对外开放的行列，不仅像中国、越南等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像俄罗斯、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济向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全面开放，而且像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高关税发达国家对进口商品限制也日益减少，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进一步上升。国际贸易规则对国家内部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各国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内经济管理权力减弱，参与制定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性和现实压力增强，双边、多边贸易谈判成为中央政府对外工作日程的重要内容。贸易谈判的结果常常成为直接影响国家内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子。可以预料，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世界各个地域的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增强，一国中央政府对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重视程度还将进一步增加。只要世界范围不爆发大的战争，在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参与与努力下，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未来一个较长时间内，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政府工作的目标仍将是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客观差异，在制定经济关系和国际贸易准则方面的发言权存在较大差异，“富国”、“大国”主导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仍难以打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将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只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在制定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准则时，它们的利益需求仍有可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东南亚国家联盟在与世界其它国家、国家集团进行谈判时，协调立场、统一对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功经验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标题：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因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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