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提供三份案例：一是“我的读书笔记”，这是湖北沈旎老师阅读《批判反思型教师ABC》之后的做的读书笔记；二是“最动听的掌声”，这是笔者做的一份“观察日志”；三是“带学生到社区考察”，这是武昌小学徐莉老师做的一份“行动日志。
案例1：“我的读书笔记”
《批判反思型教师ABC》仍在读。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对我的许多教学常识提出了质疑。它把这些常识背后的权力、矛盾、心机统统剥开给你看。让人看到其中暗藏着的危险，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并没有对它能帮助我们解决多少问题抱有什么希望，深知“世界的无聊以及希望的不可靠，深谙救赎的无望与渺茫。”
现在我仍这样认为，但它让我读出了自己不愿承认的现实或是不敢说的话：
我常常会隐藏自己在学习方面的无能和焦虑，害怕学生、同事看出我有学习的困难。
“最好的学习者是那些学习一项技能时很自然地就能学会的人，但这些人常常成为最糟糕的教师。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感觉上的任何挑战。他们不能想象人们通过怎样的努力去学习那些对他们来说自然就能学会的事情，因为他们总是那么成功，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去强调学习者的焦虑。
所以，最好的教师可能是那些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焦虑从而掌握了技能和知识，增长了智力的人们。因为他们知道感到害怕是怎样的，他们自己就曾常常克信自己将永远学不会一些东西，这将有利于帮助学生渡过难关。”
我比较害怕承认自己在教学中感到过失去控制。其实，情形常常是这样。
“有的教师从未感到事情失去过控制，这些教师可能是那些停滞在习惯的、舒服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之中而备感安全的人。如果教师们把自己看作是全知全能的人，可以对环境抛出的任何危机做出正确的反应。那么他们就会停滞不前或是拒绝变化。我并不想和那些没有任何骗子身份想法的人一起工作，他们没有在黑暗中挣扎的感受，没有从矛盾的、不清晰的经历中寻求意义的期望，而有这种感受的人才会在实践中拥有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
“有经验的教师通过承认自己的骗子身份的想法，帮助低资历的教师打开讨论之门。”
现在有经验的教师常常这样做，但他们在分析自己的困难及解决策略的形成方面却往往过于简化，只有光彩夺目的结果，而没有过程，这仍让低资历的教师看出他们与自己的不同，仍不能进入开放而平等的讨论状态。现在回顾，为什么我们不敢正视自己出现的问题呢？提出自己所遇到的问题，会让我们的工作陷入危机之中。不管怎么说，谁想雇用一个非常了解自己错误的人呢？
当一些活动引发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反思，我们常常会急于与同伴分享，并“指定着手改变他们行动的方式。”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天真而危险的。
“在一种敌对的文化中，批判反思型教师可能被贴上颠覆性的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人们会认为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让别人生活变得尽可能地困难和不舒服。如果他们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就可能失去朋友，危及到工作，并使自己成为机构的“另类”。
当人们公开质疑自己自以为是的假定和期望时，人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周围的文化——而在这之前的生活中，这种文化曾经规定着和支撑着他们——排除在外了，这时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文化自杀。”
案例2：“最动听的掌声”
题记：在小学课堂里，我们经常听到老师发出指令：“鼓励他！”学生于是一边鼓掌一边喊：“棒棒棒，你真棒！”这样的掌声可能比较欢乐，有游戏效果，但不见得动听。
我在深圳（北大附中南山分校的小学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附中里面还有小学）听过一堂小学的校本课程的课。课的主题是“爱心”。老师先播放一段曲子：《爱的奉献》，然后让学生谈自己所经历的有关“爱心”的事件。
一个小孩站起来说：“我妈妈每天给我做早餐。”
老师说“哦，你的妈妈很有爱心。”
另一个孩子说“我妈妈也给我做早餐。”
老师说：“好，你妈妈也有爱心。”
一个小男孩子站起来说：“老师每天为我们批改作业很辛苦。”
同桌插话：“老师对我们很有爱心。”
老师说：“老师爱所有的同学。”
这些孩子的经历和故事不能说不真实，但这些故事几乎不让人感动，孩子没有被感动，听课的人也没有被感动。
后来有一个小女孩站起来说：“我昨天把我的面包给了校门口的乞丐。我起床晚了，从家里出来时，我妈妈给了我两个面包。我到了校门口，又见到了那个乞丐，他天天都在那里。他说‘行行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想也没想就递给了他一个面包。他一个，我还剩下一个。我后来我想他可能是骗我的，但我当时没那样想。我就给他了。”
老师问：“你现在觉得他是骗你的吗？”
那个小女孩说：“我不知道，可能是骗我了，也可能是真的。”
老师问：“你后悔了吗？”
小女孩说：“不后悔。”
小女孩讲完后老师还想问什么，没词了，没再追问。教室里没人说话，陷入沉默。
短暂的沉默之后，教室里的学生们自发地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这些稀稀落落的掌声相互感染，再汇聚成整齐的、欢快的、有震撼力的掌声。
在场的所有听课的老师也都为这个小女孩鼓掌。当时听课的外来者（行动研究称之为outsiders）有我，还有深圳大学的李臣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几个正在攻读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
在那天听到的所有的课中，我听到的最美好的故事，是这个小女孩把面包递给乞丐的故事。
在我所听到的所有的小学课堂里的掌声中，我听到的最动听、最美妙的掌声，是那个小女孩的同学自发地送给她的稀稀落落渐至震撼的掌声。
案例3：“带孩子们到社区考察”
想想真有些后怕，但我和孩子们总算离预想近了点儿。真不知道我是错了还是对了，值得还是不值得。
上学期在校园内做了一个学期的实践活动，深感到了一个平台期。外出实践一直是丢给家长，原因很简单，出于安全的考虑——宁可让孩子们收获少一点，也不能令学生在课堂上出状况。有种迫切的需要，要么做家长的培训，要么亲自带学生外出一次。在内心做了一下权衡，决定选择后者。
外出活动，安全是大问题，我一直在问自己，一定要出去吗？顺着教学设计，和孩子们一起谈论起活动计划，心里仍有个声音在努力说服自己：“算了，放弃还来得及。万一出了安全问题，后果严重。”当行动方案基本敲定，孩子们就开始天天打听什么时候出门，老实说，此时我还在摇摆。就在前天，学校门口发生的一起车祸撞倒了一位我熟悉而敬重的老者，郁闷而恐惧。出去还是不出去，这是个问题！也曾打算分组带出去，但是这帮孩子特别偏激，讨论方案时就因为没有入选第一批，迅速就生出一大片敌意，他们还没有那么理性。看来还是得做一次集体活动。
一定要出去吗？风险和必要性之间我再三思量。在讨论活动方案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给了孩子们，他们中的多数尚能做到善解人意，提议出于安全考虑就去最近的X社区。从学校出发，一个红绿灯，沿一条小巷走下去就是。可就有那么十来个孩子表示不满，一定要去他们心目中的目的地。同学们入情入理的分析和我的耐心引导也无法让那几个顽固分子“投降”，他们一生气，表示不想去了。我叹气，我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了。不去，失信于多数。去吧，这十来个学生怎么办？把他们留下是不符合教学管理常规的。把他们带去，他们会是不安全的因素，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契约”。我想寻求班主任的帮助，可是她有教研活动。我想寻求家长的帮助，但在家长没有经过培训的情况下，他们的参与很有可能令我的活动更加没有秩序，这也是我所担心的。外出活动没有有力的组织最容易出安全问题，于是我决定还是另想办法。
首先我用诚恳换取了两位原本表示不想去的同学的协助，他们负责在队伍中随时提醒大家靠右走人行道。然后将最可能出状况的两个家伙固定在了我的左边和右边，再三强调任何人不能随意离开队伍。过马路不是最可怕的，手动红绿灯由门房师傅控制着，那500米的小巷才是我最担心的距离。
提心吊胆，漫长的500米终于走过，在社区中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开展了活动。回来的时候队伍特别松散，我一路都在表扬和批评人。我体谅他们，活动中生出的激动还没有消退，可他们的漫不经心却把我吓坏了。最后，一个先过了马路的家伙趁我忙着招呼大家过马路，偷偷溜到校门口的小商店买吃的，同学们对他违反“契约”的行为十分愤慨，我不得不表现得非常的生气。在故意板着的面孔中，我对这次活动进行了简短的总结：“绝大多数同学在校外比在校内显得更加有组织有纪律有智慧。”然后我把那个私自离队的家伙带到办公室，个别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本文标题：第五章 促进教师成长的行动研究(教师成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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