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管理

一个教师如果有课程智慧和教学智慧，他（她）基本上就可以“上好一堂课”。但是，教师仅仅只能上好一堂课是不够的。有的教师上课不错，但是这个教师很受学生讨厌。学生为什么讨厌这个老师？很可能是因为：他虽然有课程智慧和教学智慧，但缺乏基本的管理智慧。这种管理智慧的核心是教师的民主精神。除了民主精神之外，教师尚需要相关的管理技巧和管理威信。

（李镇西老师也写了一本书，书名也叫《民主与教育》。）

第一节“民主”管理

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界一直在谈论“民主的教育”或“教育的民主”。在教育理论界，有一本书，已经成为教育界的“经典名著”，这本书就是美国人杜威写《民主与教育》（也翻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在教育实践领域，教育民主的倡议与呼声一直绵延不断。魏书生老师总结了他自己做班主任的经验，书名叫《班主任工作漫谈》，这本书重点解释他做班主任的“民主”教育经验。后来他四处讲学，讲学的基本主题也是教育中的“民主”管理问题。

一、解释：让学生自己做主

管理智慧的关键要素是“民主”。民主这个概念太宏大了，我们可以把它还原为更日常的小概念。

什么是“民主”？

对教师来说，民主就是尊重学生，与学生商量；学生那里发生了某些事情之后，如果教师不与学生商量，教师单独地做主去解决学生的事务，这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不与他人商量而“单独地裁断”。

有些教师也愿意“谈论”民主，但他们也仅仅止于谈论，不愿意兑现。他们不相信学生有自己做主的资格和权利，总以为学生太小，没有经验，他们应该听从成人的指令，接受成人的安排。

教师的这种怀疑与不信任，其实是所有成人对儿童的怀疑与不信任。成人曾经经历了失败和痛苦，这些失败与痛苦转化为“人生经验”之后，他们会以“导师”的心态鄙视和教训儿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所有教师和家长的普遍心态。

这种“导师情结”总有一天会让这些“导师”陷入尴尬：他们要么死死地抓住管理、治理的权利不放，于是，这样的“导师”就培养了大批唯唯诺诺的“奴才”或琐琐碎碎的“蠢材”，这是“母强子弱”的典型症状；他们要么在某个时候遭遇抵制或抵抗，他们一直不明白：“我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他们怎么不理解我的苦衷呢”？

他们不知道：人的成长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儿童自己做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错误甚至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是，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学费。如果父母一直怀疑孩子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孩子的精神成长就会无限期地延迟；如果教师一直怀疑学生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学生就会成为精神的侏儒。他们可能善于服从、听话、俯首称臣，但他们可能缺乏自信、热情、勇气，他们的生命缺乏基本的活力与光泽。

二、案例
下面提供三份案例：一是魏书生老师的讲座录像“为师从教不可不听的演讲”；二是“一个听话者的教育技术”，这是刘铁芳老师对魏书生老师的管理经验的质疑；三是“占魁学校的导师制”，这是刘效禹老师对“班主任制度”的质疑与对“导师制”的想象。

案例1：影视资源：“为师从教不可不听的演讲”

在这个讲座中，魏书生老师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民主”。他的说法是：

1.树立为学生、为自己的孩子服务的观念；

2.老师要牢牢树立互助的观念；

3.一定要发展学生的人性和个人；

4.多和孩子商量。

魏书生老师的这些经验使他虽然经常外出讲学，有时候在外地出差一个星期或20天，但他从来不找带课教师和代理班主任来维持教学和管理：[1]

19年以前，我开始当省重点中学的书记兼校长。长期以来，我一直当两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课。但是，我从来没有找过任何一个老师给我代理过一天副班主任。

（魏书生著：《为师从教不可不听的演讲》，河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按魏书生的说法，有四本关于班主任的书对他影响比较大。第一本是前苏联包德列夫编写的《班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翻译出版。这本书到1980年已经重印第10次，发行156700册。第二本是前苏联另一个学者科罗托夫编写的，书名叫《中小学班主任手册》，由李兴汉翻译，1982年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印了12万册。第三本是198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学班主任工作指南》。第四本是日本学者衫山正一等人编写、耿申翻译的《小学班主任工作方法和技巧》，1990年由职工教育出版社出版。（魏书生著：《班主任工作漫谈》，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7页）

根据他人的经验和自己的探索，魏书生提出了自己的班主任工作方略：

一靠民主二靠科学，“民主”让自己获得这么一种观念：所有的活人都是一个世界，所以应该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和包容，然后才能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广阔，增强自己的主人翁意识，这种主人翁意识就能够激发自己生存、工作和学习的热情；“科学”则是将这种热情用制度、程序落实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

他对“民主”的理解落实为系列管理策略：比如选常务班长，常务班长实际上相当于一位班主任，由老师任命，或者由竞选产生。选值周班长、值日班长；养鱼负责人、养花负责人，指定“班规班法”：犯错误接受惩罚制度：唱歌；做好事；写说明书——《一粒瓜子壳，一千字说明书》，等等。而所有这些制度，又辅之以另外的策略，比如带着学生锻炼身体；师生一起写日记；办《班级日报》（班刊）。

案例2：“魏书生：一个听话者的教育技术”

以前，我对魏书生的了解仅止于他名气大，出来讲学，听课费每一个人一般要花费几十元不等。他也到过长沙几次，我都没有兴趣去感受。正好我有位教师朋友，他说他听了3次，1992年、1994年个1次，今年又在省委大礼堂听了1次，总的感觉是3次好象差不多。恰好手头有别人送的一套魏书生文集系列，洋洋14本之多。我翻开《魏书生文选》两卷本，发现魏书生教育思想的形成基本上是在80年代。说句实在话，能在那个时期就有着还算独到、丰富的教育思考，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但上下册对比，就不难发现，他后来写的文章，基本上都处在同一水平层次，大都是技术层面的精细化的思考，很少有实质性的突破。这就难怪我那朋友听3次讲座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魏书生确实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魏书生，在这一点上，《教师之友》（2004年第1期）杂志上的批评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那个时代的魏书生是勤奋、塌实、创新、沉思的魏书生，他的勤奋、塌实、创新、沉思成就了后来公众形象中的魏书生，尽管后来的魏书生可能也继续在努力往前走，但公成名就的魏书生、到处演讲的魏书生、身兼数职的魏书生，实际上已经无法在继续深挖下去，而更多地停留在他8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教育视野之中，他的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都没有质性的改变。

这样说好像还是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放在那个年代成功的魏书生为何放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其教育探索的局限性了呢？蔡朝阳的文章中标出的魏书生两大基本的特点是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应该说基本抓住了魏书生教育理念在当代教育发展中的要害。只是魏书生的技术主义决不仅表现在语文教学中，同样表现在班级管理等方面。魏书生在长达十多年的一段时间里，他校长书记一肩挑，上两班语文课，另有30多个社会兼职，经常外出开会讲学，还做两个班的班主任，现在担任了教育局长的职务。但他依然干得出色，轻松潇洒，这其中难道有问题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当然有问题，魏书生经常在外，他对班级和课堂投入的是什么？就是他那熟练化的教育的技术和他的权威人格，正因为二者具备，即使他远在千里之外，依然能牢牢地控制着学生；而学生正是基于对他的权威的认同和对他的教育教学训练技术的认同，而主动（应该也不乏被动）地投入到他所期待的教育目标与方向上去。只要看一看他所设计（或者说与学生共同设计）出来的“班规班法”（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336-353页），我们就可对魏书生的教育秘密一目了然，这其中详尽的规定简直就跟一部法律差不多，详细到足以控制学生学校生活的任何方面，从每个人的责任到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常规，可谓班级管理技术化的全然到家。每个人都被赋予不同的责任和规范，而且非常细致，可以说整个班级就是一个智能化了机器，每个学生就象是班级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程序就是在魏书生的所谓的“民主”中完成。从这套精致程序的制定到近乎自动化的实施，显然不仅靠的是魏书生所言称的民主，而是民主背后的权威，无所不在的权威控制。这种几乎对每个学生的学校生活无所不包的规范以及相应的违规的处罚，还有在每个人都被赋予相互监督的权力后的几乎无所不在的相互监督，整个班级就成了一种近似于福柯所言的精致的监狱似的规训，这种规训的结果除了培养出“能干”却“驯服的肉体”（福柯），怎么能指望成为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独立人格的产生呢？

说白了，魏书生班级管理的秘诀并不是什么“民主”与“科学”，核心其实就是两条：一是思想控制，即通过每天的“发人深省、激人奋进”的格言、作为“道德长跑”的日记（其中还强调要写分析自我、战胜自我等内容）、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的《班级日报》等，从而使学生的脑子里装满的都是一种声音，达到对学生思想的内在控制；二是相互监督，表面上他把权力给了学生，但实际上学生的监督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延续了他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渗透给每一个人，使每个人成为被监督者的同时，又是监督者，从而达到控制学生外在行为的目的（参见《魏书生文选》第2卷，第109-114页）。这样，魏书生经常谈到的自觉自律，其实只是他所期待的那种规训化技术的深入人心，这里指向的决不是柯尔伯格所称道的超习俗水平的道德自律，而恰恰正是被以各种形式不断强化的权威和习俗水平阶段的道德训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其权威人格的实践者。

那么，魏书生与当代教育新理念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和思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方面向实践层面作出了许多深层问题的探悉与回应，同时在理论建设中也成效显著。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学生乃是有着与教师同样的独立人格和独特生命的个体性存在，学校教育不是技术化的训练，而是人与人的交往，是师生之间作为平等的个人的相互理解、交流、对话而实现师生生命的相遇相融，达到个体人格精神的积极建构。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都成为教师控制之中的标准个体，成为驯服的工具，而是期待每个人更好地成为他（她）自己，成为活生生的置身现代社会中独立自主的公民个体。在此意义上，身教重于言教，不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之为人师表，——在这一点上，他可能做得很好，——更多地是指教育活动所需要教师的投入乃是一种生命的投入，一种人格的投入，而不单是教育技术的投入。换言之，当代教育所追求的不是遥控的教育技术，而是教师生命个体对学生生命活动的切身参与，真实交流，从而真正以人格互染的形式发生师生生命之间的内在意义的关联。而魏书生恰恰实践的是一种从他自身的视角而不是学生视角出发的、把自己置身于学生之上的、对学生整齐划一式的教育模式，只不过有时是学生主动的认同于这种统一的规训之中。这可以从他要求班级学生背格言警句，到推及全校学生都背，可见一斑。而他之所以要求学生背格言警句，正是基于他个人的爱好。他说：“我爱读人物传记。孟子、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周总理，是我自小学起一直崇拜的偶像，尽管我们很难达到伟人的境界，但以伟人处世的言行为规范，指导自己的言行，显然有利于人的成长，朝着伟人的方向攀登，本身就是一种人生幸福。”（魏书生著：《班主任工作漫谈》，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他心中曾经对偶像拳拳服膺，他也期望把偶像继续安置于学生的心中。而被他视为管理法宝的“民主”，其实不过是“千方百计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同上，第9页），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确实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但问题在于那“千方百计”，即用什么样的方式。康德所言“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看作是手段”（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986年，商务印书馆，第81页），实际上说出了现代民主理念的核心：人是目的。而恰恰在魏书生的“千方百计”中，学生并没有成为目的，而是成了有效地贯彻他所期待的班级秩序、使班级正常运转甚至超常规运转的工具。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不管魏书生用的所谓的“民主”，还是以情动人，还是他习惯的名言警句，还是规范化的管理细则，所体现的都不过是一种权威人格的表达，是一种温情化了的权威人格对学生个体的隐性的、无所不在的渗透与控制。

魏书生的教育探索几乎都是在默认他当时所出时代的现成教育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几乎从来就没有越过既定的教育教学目标去反思其中的合理性与缺失，实际上他本人正是社会既定教育教学目标的忠实贯彻者，甚至是加倍的贯彻者，而且是用一种渐趋精致的技术来贯彻执行，他的教育改革大都是那种不越雷池半步的技术性改革，而不是整体教育理念的改革与探索。他时刻记着“教书必须育人”，他清楚的写到：“我个人的心理需要育人，学生切身利益需要我们育人，人民需要我们育人，国家利益需要我们育人，党的利益需要我们育人，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育人，提高语文成绩需要我们育人”（《魏书生文选》第1卷，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119）“教书育人”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教书”究竟应当怎样“育人”、以何种方式“育人”、“育”的是什么样的“人”？魏书生对“人”的理解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突出人的工具性存在，而不是人的目的性存在，这才是他不断地把“育人”这一本来自然地渗透在教育过程之中的目标有意地凸显出来的根本原因。一门学科如果负载了太多外在的东西，这们学科学起来还有没有趣味可言？魏书生说他也读过杜威的书，可他的教书育人理念中却跟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实在没有任何沾边的地方。可见他从没有跳出他自己的知识视野来反思一下这种“育人”方式是否恰当。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例，他所考虑的办法是“1、欲擒故纵；2、改写仿写；3、激发兴趣；4、写作形式多样；5、专项突破；6、学会批改；7、注重育人。”（同上，第63-68页）对“怎样批改作文”，他又设计了10条，“格式是否正确；卷面是否整洁；错别字几个；有几处病句；标点符号有几处明显错误；看文章的中心是否鲜明、集中；看文章的选材；看文章的结构；看表达方式；看语言是否简练、流畅、深刻”（同上，第69-71页），这其中又有几条下面再分生出3、4条不等。显然，他对作文的理解重点是两个，一是怎样通过各种技术化的手段把文章写成符合标准格式的文章，二是思想教育。他根本就没有越过教学大纲的规定去对基础性的问题作深入的反思，比如，作文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学生学作文难道就只是学做文章和提高自己思想素质的技术吗？这种在既定教育教学目标框架内的技术化的操作，远不只限于他的作文教学，前面所说的班级管理，甚至包括体育达标等，他本人实在称得上是一个教育世界中的模范的“听话者”。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像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研究，提出新基础教育的“未来性”、“生命性”、“社会性”，主张关注教师和学生在教育生活中的生命质量，让课堂、学校生活焕发生命活力，关注学生个体生命本身的生长生成，在关注个体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责任的同时，坚定地主张把教育中的人作为目的性的存在。不管是理论的深度与广度，还是对当代教育问题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当代教育的深层次的影响，都远远地超越于魏书生之上。魏书生成功在那个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政策的最细致的注脚。他也更多地停留在那个时代，他很难超越属于他的时代。就以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为例，这本书第1版是在1993年8月，我所看到的是2003年第3版，这至少说明，他对于过去的做法还是情有独钟，“涛声依旧”，至少还看不出丝毫他对这种技术主义管理模式之弊端的必要警惕与反思的迹象。邓小平早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魏书生对于我国教育曾经的贡献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实现了他心中时刻挂念着的“杰出的人”、“伟人”（《班主任工作漫谈》，第151页）的愿望，但他却不是永远的。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很难看到一个真正面向时代精神、面向未来发展的魏书生，一个敢于挑战自己过去的魏书生。

当然，这样评价魏书生，对他个人而言可能是有些苛求，但当我们几乎长久不衰地把他神话之时，还热衷于把他说成是“哲学家的头脑，改革家的气魄，未来学家的眼光，新人耳目的思想观念，感人至深的道德文章”（见《魏书生文选》封面）时，我们就不能不深入反思他的意义与局限性。也许，这种反思所针对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更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教育期待：我们究竟期待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的教育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需要对教育问题有更深入的、整体的思考？“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近几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在逐步发生深刻的变化，而如果我们还拳拳服膺于过去的偶像，这其中究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是商业的操作？是一种幸耶还是不幸？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当我们更多一点理性的精神，带着一分疑问去做必要的质疑与反思，让魏书生从神话中走出，对于我们自己，对于魏书生本人，对于我们的整个基础教育事业，可能都会是一件好事。

案例3：“占魁学校的导师制”

当我一踏进占魁学校，我的心忽然狂跳起来――就象一下子回到了年青时代，见到了自己倾慕的恋人一般，好久才平静下来。

今天是星期六，在全国教育减负令下达，风声最紧的时候，我本以为校园是冷冷清清，没想到这里竟然是热闹非凡，而且奇怪的是学校公告栏上还明目张胆地挂上一个决定：从下学期起，学校不再有双休日和晚上空闲时间，学校实行全天候工作制。我惊讶得发了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校园一路走过去，我象在梦境中一般，不能相信自己的地方太多了。首先是多种多样的宣传栏、读报栏，多得不能胜数，使我无法迈步。有老师和学生的专栏，引人入胜、图文并茂地介绍他们的思想和事迹，张贴他们的作品和照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信息和宣传海报；甚至还有一块“北大民主墙”。真是大开眼界。在各种各样的教室门口挂着五花八门的招牌，什么科学幻想俱乐部、小天使杂志社、时事论坛、英语沙龙、观察家协会、历史评论、影迷天地、文学社、读书会等等，许多小职员在里面井然有序地忙碌着，有的是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或争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科学楼，更是令我大开眼界。所有的实验室都是全开放的，而且是对外开放。学校和社会共享这里丰富的资源。实验室设有课题库，有几个热心人士设立了专项实验室基金。许多大的、小的研究者们穿着工作服，正在认真工作。在舞蹈室、健美室、健身房让我流连忘返。音乐室里各种传统和现代乐器同时鸣响；美术室既是艺术创作的天堂又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展。在各种各样的艺术角，有同学正在练习多种戏曲唱腔。最让人称奇的是在教室和各种功能室的一角甚至室外的转角处都有敞开的书架，这里的书不需要任何人来管理，谁都可以随看随取。体育设施是全部开放的，无须登记，随取随用。在每个房间都有现代化的电教设备，我看到学生们正在用电脑访问学校的视听图书馆和教学素材库，有的同学在修改或上载自己的主页，有的在国际互联网上查找资料，也有在网上聊天和游戏。我开始怀疑这所占魁学校，这是一所什么特殊学校呢？

我找到了我的老同学。他是学校一位普通的生物教师。见到他时，正有一大堆学生围着他在生物园里栽花种菌，他证实了占魁学校是一所普通的镇属完全中学，学校的面貌就是这两三年给完全改变的，而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来了一位有思想、有魅力的毛校长――毛智焰校长。

当晚，我迫不及待地拜访了毛校长。

毛校长坐在他的圈椅里，正在用oicq（一种互联网的网络传呼）与他的学生进行愉快地交谈。他告诉我，在占魁学校，没有所谓的校长，也没有班主任，全部是校长，全部是班主任。这里借用了大学的一个词――导师，全体教职员工都是导师。他自豪地告诉我，他所带的学生数目超过了6０人，是学校导师中的佼佼者之一，自然也是最忙碌者之一。原来占魁学校废除了风行3００多年的班主任制，改为导师制。学生从入学时起就自主选择一名教职工为导师，这位导师对学生的受教育情况进行全面负责。而学校则根据学生跟随的人数和跟随的情况对导师进行考评。学生选择导师是自己命运的一次抉择，同时，在导师的指导下，学生还得选择课堂。学校现在实行完全学分制，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上课，也可以通过学校千兆网即时或择时上课。教学上十分灵活。在学生管理上，学校采用导生制。在导师的指导下，高年级或同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做导生，对学生进行常规管理。同时发挥学生会、团委会和学生社团的积极作用。

“要说官职，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主席、理事和社长了。”毛校长笑着说，“学校只是设置了一个校务办公室。在办公室工作的也都是学校导师。”

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占魁学校靠导师制、学分制和导生制打破了传统学校的一切传统，极大地发挥和调动了学校的全部教育力量。而首要的关键就在于毛校长，在于校长自己的教育理想，然后是如何令整个学校来实现这一理想。

“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呢？”

“把占魁学校办成人人向往的、本地的人文精神和科学传播的中心。”

“您是如何带领学校来实现这一理想？”

“我首先是把学校当作一个产业来办，高投入、高产出。创造最佳的教育环境，给师生提供高品质的后勤服务。把教育服务社会化。”

“怪不得占魁学校的伙食那么好，全体师生都无须为自己的生活担忧。那您是如何筹措资金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生的生活质量呢？”

“这叫良性循环。现在的股市不是炒什么概念吗？只要有信心，绝不会缺资金。实际上中国人是很舍得投资教育的。关键是要给人信心。”

“那您是如何给人以信心的呢？”

“首先是自己要有信心，自己要做全体师生的表率。然后是教师，最后是学生和学生家长以及整个社会，这样一个信心的链条，一个都不能断。奇怪的是我每天还是有一种诚皇诚恐、被小材大用的感觉，特别是在讲课时面对几十双求知的眼睛的时候，这样一种感觉促使我们发奋努力。”

“您具体采用什么措施？”

“我首先给教师松梆上弦。取消一切对教师的常规检查，建立信任和信心。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待遇，象导师参与到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去一样，我要时刻不忘参与到教师的精神活动中去。教师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是学校不断前进的动力。教师拥有的精神财富和人格魅力是学生和学校的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学校要做的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激发教师的创造能力，让每一个教师发挥出最大的潜能。我用导师制这一机制把教师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与对学生的教育联系起来，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教育变成双方受益的、愉快的过程。”

“您是如何要求学生的呢？”

“对学生进行高标准、严格的要求，甚至看起来苛刻的要求。比如，我校导生制中有一条规定，导生必须在二十一天之内带领自己的队员养成睡前、排队和集会等候时的默想习惯。这一条实际上不是训练沉思，是培养惜时的观念。我校的每一个学生随时都能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本来，随时回顾学习的内容，小本本起一个提醒作用。”

“那些差生呢？”

“差生？”毛校长很惊奇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没有差生。每一个学生都有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有所长，各有特点。每一个导师都希望任何一个学生拜在自己的门下，每一个人都很愉快。”

我这个从大城市来的老教师不禁汗颜。

与毛校长近一个小时的交谈，我获益良多。毛校长并不是那种才华横溢、潇洒自如、言谈机智的人，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儒将风度，一种强烈的精神感召力。我决定留下几天，深入体验一下这里火热的生活。

第二天，我呆在老同学家中，几乎没出门，我与老同学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每天是重复的话、重复的事、重复的思维，精神日渐萎缩；老同学现在是越活越有精神，越活越张扬，“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有新的追求”。我暗下决心，要么创造环境，要么改变环境。

第三天星期一，我倒回了几十年，重做了一次中学生，体验了丰富、充实而又愉快的一天。早上，占魁学校并没有组织早操，但学校的运动场上还是生龙活虎，一片生机。有一队队导生组织晨跑的，有导师组织太极、气功、入静的，有跳舞的，更有耍枪弄棍的。在校道的僻静处也有“啊啊”练美声的，三五成群晨读的更多。一直到八点钟，学校才上第一节课。学校开的是长短课，上午两次长课，三次短课，下午仅有两次短课。开学初，学校已经排好了总课表，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选好课堂和课程，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可以向学校和任课教师申请免修和按章免修，学生和任课教师一起对该学科的教学负责。教师的教学压力空前地增大了。

我做了一回老同学的学生。这是一节很平常的生物课。老同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课前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但听课的学生却很少。原来选择老同学课堂的学生人数刚够开课的基本要求，值得安慰的是，选择老同学做导师的学生人数大大超过了校平均数。老同学责任心强、干工作总是细致入微，但讲课慢条斯理，学生确实不大喜欢听。

我一连听了七节课，每节课都受益匪浅。

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内容、方式都由导师和他的学生决定。导师通过与学生的活动了解学生，弄清他的能力、资质和知识水平，认识追随学生各自天性的特殊倾向，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顾问、一个激励者和交换意见的参加者。教学活动逐渐地给学习活动让出更多的地盘，促进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会主动地学习。

这个下午让我感到了学生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重要性，它是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学生与导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甚至竞争，从而形成一块精神上的沃土。占魁学校开设的这些活动课程、课外活动以及自由闲暇时间完全由导师和学生支配，让师生共同发挥创造力。

占魁学校鼓励导师开垦“自留地”，引导导师大力发展正当的业余爱好，展现并让学生参与导师的学习活动、艺术活动、文体活动和精神探索活动，特别支持导师开展读书活动，让绝大多数导师充分显示一门或几门特长，追随学生“形影不离”地跟随。

我看到了导师制和完全学分制的实施，大大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感，使每个教师所负的责任空前地增大了，这种责任感是创造力的源泉之一，由这日益增大的责任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能动性。使教师在解决教育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德育方面，导师与学生长时间的接触，特别是通过导师的观察、调查、耐心的劝导、奖励和警告、示范等言传身教，使传统的德育方法真正落到实处。那种训诫式的、简单机械的德育在占魁学校没有市场。导师的工作如果落不到实处、起不到效果，导师制这双无形的手就会自动起到调控的作用。导师制促使教师培养自己和学生的爱心，做到有纪律和责任心、热爱劳动、虚心谦逊以及正直诚实的人生态度，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以及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平等、真诚、善良和宽容的准则。

导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纪律和责任感，更倾向于内心自动的流露。而现行的班主任制更倾向于“强制教育学”，现在的班主任不得不面对比导师多数倍的学生，只有导师制，教师才可能有时间、精力和责任心去诱导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通过导师参与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去，使教育实现多样化、灵活化和个别化，从而培养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教育能力以及自我创造、自我发展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

在智育方面，导师和学生共同负起对学习过程的责任，导师真正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去，了解和体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导师和学生也更容易进行讨论、相互激发，共同发现问题、寻求答案。在导师与学生的共同学习过程中，师生的思维都将相当活跃，学习兴趣很自然得到培养。在占魁学校，导师除了精通自己所任教的科目外，由于和学生一起学习和讨论其它学科，所以都是教学上的全科教师。在课外活动时间，导师与追随学生一起学习和活动：导师带领学生聆听和讨论国际国内新闻，分析各种心理、社会和文化现象，带领学生进行艺术活动、体育活动和读书活动，特别是与学生一起共同巩固和钻研教材内容，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自学能力，从而比传统的教与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创造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培养，弱化激烈的考试竞争，扭转只偏重记忆能力和偏重知识灌输的倾向。由于导师都是一门或几门的专科教师，所以导师制极大地发展和推进了学生的学科爱好，使学生着迷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深入到这门学科的结构中去从而增强他对智力探索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锻炼学习能力，丰富精神生活，促进特殊才能和品性的发展，使学生的个性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在占魁学校，教师有更多机会去培养学生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坚毅品质，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发展学生的体力、灵巧和机智。经常性的文体活动对形成学生的艺术爱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量，有特长的教师更加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爱戴，从而真正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丰富自己的心灵，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在占魁学校，是家长和社会把学生交付给了一个特定的教师，所以大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增强了教师神圣的使命感和无上的荣誉感。所以在这个小镇上，教师真正成为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由于是学生选定教师，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得到了肯定和加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默契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最终成为了教育学上最灿烂的篇章。

占魁学校，完全是一个精神的王国。

三、讨论：教育中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这里提出了三份案例。第一份案例是魏书生老师谈他自己做班主任的经验。第二份案例是对魏书生老师的做法的质疑与不信任。第三份案例实际上是以学生的“选择权”是对魏书生老师的“互助”和同学之间的“相互监督”的补充。魏书生老师所倡导的同学之间“互助”和“相互监督”是重要的，但除了“相互监督”之外，“民主”还意味着自由“选择”。如果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民主”的理想就可能落空。

导师制实际上是让每一个教师都承担“班主任”的职责。每一个教师都承担班主任的职责看起来似乎缺乏现实的可能条件：教师少，学生多，教师无法做很多学生的导师。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导师制”常常将“导生制”作为辅助的办法，即培育部分学生，让这些学生作为其他学生的“指导者”。“导师”是由学生自由选择，同样，“导生”也由学生自由选择。如果学生不适应，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学生可以自由更换他的“导师”或“导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占魁学校的导师制”才显得更有意义。“导师制”及其相关的“导生制”表面上看只是显示为“教师带学生”，相当于“师傅带徒弟”，但是，“导师制”取代“班主任制”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它把选择教师的权利还给了学生。

正因为“选择权”是重要的，与之相关的“自由”也因此而变得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自由与选择二者是连接在一起的，它们休戚与共。如果没有了基本的“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选择”也就成为虚无。

这样看来，魏书生老师的经验也还是有一些值得慎重考虑的地方：魏书生老师的很多做法是有意义的。他的经验提供了一系列制定班级规范、维护班级纪律的策略和技术。但是，他的管理经验的基本策略实际上隐含在他提出的另一条口号中。这条口号是：“时时有事做，事事有时做；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在这条口号的指令下，学生每天要花几分钟做什么事情，这已经成为铁定的班级与学校纪律。按照这种方式，学生的时间几乎被各种规定的事情瓜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学生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了，学生也就几乎没有了选择的自由。

一个好的班级管理者（比如“班主任”），应该让这个班里面每一个孩子是自由的、有活力的，他能够自由地奔腾。尽管学生学习的时候需要安静，但安静本身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有活力，有激情，能够奔跑。如果学生已经被教师管得一动不动了，下课也不跑出去玩耍了，这种管理就比较失败。 
　　本文标题：第三章 教师应具备哪些管理智慧(教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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