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12位70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20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革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作“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说：“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年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年5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年7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做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直接领导下，由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与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12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年8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年11月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5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年4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90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本文标题：《我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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