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庄的不听话，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秀根据西汉末年除薄葬的霸陵得以保全，其余实行厚葬的陵寝均遭盗劫的教训，决定死后简葬，以免遭不测。临终遗诏：丧葬时应像文帝（葬霸陵）那样陪葬以瓦器，不用金、银、铜等贵重物品陪葬，要因山为陵，不起坟堆。然而，刘秀死后，刘庄即位称明帝，将父亲遗训抛置脑后，随葬宝器珍物无计其数。结果，东汉末年，刘秀的原陵遭董卓挖掘。事后，曹丕评说此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所以曹魏时期墓葬较之汉时，要简薄了很多，与汉时邙山之陵遭劫，是有很大关系的。晋代诗人张孟阳游历邙山，留下的《七哀诗》“原陵郁??”句，当是原陵破败的真实写照。邙山东汉诸陵地面建筑早已荡然，唯有一尊石像，当年也久埋河床的泥沙中，现已置于象庄村南门外。它原是恭陵神道旁的镇陵瑞兽，据考该石象是迄今中原地区最大最古老的石刻艺术精品。我国陵墓神道两侧置石像生之制，始于西汉。而东汉仅存的这只石象，高3米余，长3.4米，极具神采，虽已残缺，仍可看出机警之态，两千多年来，无言地观视着历史的盛衰沉浮。据载，邙山除葬东汉刘秀的原陵，还有葬汉明帝刘庄的显节陵、汉章帝刘炟的敬陵、汉和帝刘肇的慎陵、汉安帝刘祜的恭陵，汉灵帝刘宏的文陵。

　　据《后汉书》载，董卓“……使吕布发（邙山）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因此，曹魏、西晋时期，盛行俭葬，墓内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这不是由于“视死如生”观念上的转变，确是耽心墓葬被盗掘，心态上极具恐惧所致。最典型的是曹操所葬的高陵，要求墓地“不树不封”。这便是后世讹传的曹操有72疑冢的由来。在邙山上，有西晋五座陵墓，也仅是根据郭缘生《述征记》所载而知的：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晋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晋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还有晋惠帝司马衷的陵墓。这五座晋陵究竟位于邙山什么位置，陵址在哪里，已成为千古之谜。

　　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为摆脱守旧势力的困扰，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汉化，遂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元，改鲜卑风俗、服制、语言从汉，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北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无疑又为邙山增添了无数墓茔。孝文帝本人死后葬于长陵，由于地面建筑无存，其确址难辨，直到1946年孝文昭皇后高氏陵被盗，从出土的墓志及有关典籍对照得知高氏陵旁被称之为“大冢”的，乃是长陵所在。邙山北魏帝陵另一处是宣武帝景陵，位于长陵南10余里，为一土冢。至宋代，这里还曾有过名叫“宣武村”的村落，至现在已改名为“冢头村”了。

　　据载，邙山黄土还葬了二位亡国之君的尸骨。其一是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他在位时荒淫无道，终日与宠妃张丽华玩乐，被隋灭后押至东都洛阳，52岁时死，后葬邙山。其二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不谙军国大事。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却被李煜收监下狱，自缢而死。随后不久，李煜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阶下囚，终日不乐，过了3年屈辱生活。据宋王铚《默记》载：李煜后悔杀了潘佑、李平，一同降宋的李煜昔日大臣徐铉将此事密告宋太宗，太宗遂起了杀心，又听闻李煜所作“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遂赐“牵机药”毒死李煜，死后也葬北邙。

　　北邙自洛阳向东延伸百余里，又出现一座规模空前的墓葬群——北宋陵墓群。宋太祖定都开封后，总觉得不如自己的出生地洛阳，因而想迁都洛阳，却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只好作罢了。但他将生父赵宏殷的陵由开封迁至巩县邙山，并划定为皇陵区，还是为了将来能迁都洛阳。在巩县的邙山上，共为七帝八陵（赵宏殷没当过皇帝），附葬皇后20余人，陪葬宗室及王公大臣，如寇准、包拯等共百余人，随着邙岭的起伏，这众多的陵墓群，蔚为壮观，使人不由肃然，浮想联翩。宋八陵地面建筑仅存神道石雕和陵台，保存尚好，其中石雕群数量极多，气魄豪放，威武壮观。现永昭陵和永厚陵的陵区已修建成宋陵公园，对外开放。
　　本文标题：邙山墓地冠--古代著名墓葬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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