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墓葬，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和现象，几乎是伴随着华夏文明诞生而延续至今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4月27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151人，为破除封建迷信，带头倡议实行火葬后，各级政府也为大力推广火葬费尽了心力，但几十年来，收效并不尽人意。据最近二年报刊披露，我国每年死亡人数已超过700万，其中70％为土葬，即500万人要土葬。若按每座坟墓至少占地0.2分计算，那么，每年至少要占用良田10万亩以上；以每座坟墓花费1000元统计，每年用于安葬的费用就达50多亿元。目前，全国十几亿亩耕地中，有5000万亩以上被墓地占用。从事“白色产业”的人数达180多万人，每年仅烧掉的花圈和钱纸香烛之类就达20多亿元。更有甚者，人未死，墓已修好，出现了死人与活人抢夺土地的现象。有不少风景名胜已是坟冢林立，成了一大扫兴的人文景观。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商品意识的增强，全国各地的古墓，有一部分或遭到灭顶之灾（如南京江宁县湖熟工业区开发工地，200余座古墓毁于一旦），或被盗、毁（如震惊全国的耶律墓被盗案）。《中国文物报》近几年几乎每期都登有类似的案例，令人痛心。许多名冢古墓极具文化研究价值，有关部门却苦于资金短缺，无力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结果，中国墓葬出现了这样的窘境：神州大地，毫无意义的现代墓葬竟屡禁不止；而极具文化价值的古墓葬，却渐渐在消失。

　　这不仅是中国墓葬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国古墓文化的一大损失。

　　一、中国古墓葬的文化现象与实质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其实，远古的先民们，其思辨能力有一个缓慢的提高过程。《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归反虆（盛土器）梩（铲土器）而掩之。”先民们在劳动中建立起原始的亲谊后，当亲人突然死去，受情感的驱使，不忍亲人暴尸荒野，而将亲人虆梩埋之，继而置亲人尸骨于一洞室，可能更接近远古葬地的原始状态。这是伦理观念进步的表现，也是原始宗教的开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内的下室葬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上室为居住地，下室则为葬地。新石器时代大量的儿童瓮棺葬出现在居室附近，也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原始的一种爱心的痕迹。即便是被尊奉为“圣人”的孔子，在找到父亲的墓地后，又迁来母亲的遗骨与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叹道：“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礼记·檀弓上》）这位崇尚古制的先贤，为了亲情，便于岁时可上坟祭祀，“于是封之，崇四尺”，破了“墓而不坟”的古制。南宋理学家张栻说：“周盛时固亦有祭于其墓者，虽非制礼之本经，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义理不至于甚害，则先王亦从而许之。”[1]祭告亡者于墓，还是为了亲情、合义理。墓葬的源头出于人的亲情，这也是从“猿人”进化到“新人”的必然。

　　正因为亲情是人类墓葬起源的原始动力，人才会将亲人的尸骨葬在居室及附近，以便朝夕相伴。由此，活着的人极易产生幻觉与梦想，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2]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生，极大的满足了先民们的思亲之情，同时也给墓葬注入了文化的新内容。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3]同时，也表明了那时先民的思辨能力，向文明又迈进了一大步。当然，从单纯的思亲之情，到灵魂不死观念上的转变，有一个相当长的互容阶段。
　　本文标题：我国墓葬文化刍议--从我国墓葬的现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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