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t=ta，Hm=Hm1或Hm2时，

　　同样有

　　通过对从时间ta到时间tb阶段内气候波动的测定，同时相应地测知在人类不同管理条件下的土壤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即可断定一个地理区域中，土壤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与一个特定时段内的气候波动、人类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依关系：

　　我们一开始就提及，农业生产的直接劳动对象就是土壤，而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设法减少上述的依赖关系。也就是说，在土壤发育过程中，加上人类活动的调整(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盲目的；可能对土壤发育产生正效应，也可能对土壤发育产生负效应)，希望能够获得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土壤系统(表现为它具有比较稳定的生产力水平或较低的地理熵)。土壤这种能力的获得，单单依靠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是不够的，因为它往往会导致消极的、被动的和非控制的结果，因而有必要加上人为因素的作用。理论上要求这种人为因素应当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自觉干预，以达到积极、主动和可控制的结果。由此可以体会出，在土壤发育过程中，人为因素的作用是一点也不应忽视的。

　　现在，转入到对道库恰也夫原理与珍尼方程第二个基本缺陷的讨论。已经指出，整个土壤过程，包括土壤的发生、演化与发育，其基本的动力只能是来源于地理环境中的主要能源——太阳辐射能。这样，对于能量在土壤形成中的本质作用，以及能量的传递、转化等一系列基本效应，应当成为土壤形成过程中一切变化的着眼点，也是认识土壤过程的核心所在。

　　土壤作为一种物质体系，其能量的变化必然涉及到热力学的概念与理论。研究表明，经典热力学定律能够较好地阐释属于宏观世界的土壤系统，它也是引导我们深刻揭示土壤过程的基本工具。其中，苏联的沃洛布也夫(B·P·Bолобуев)是较早注意这一方面的学者之一。他在1958年即提出：“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阐明最基本原理的初级阶段，因而现在任何关于土壤‘力能学’原理方面的讨论，只能是近似的和示意式的。但即使是这样的讨论也是很有裨益的”。

　　沃洛布也夫在研究中首先依据了一个更一般的能量平衡方程：

　　R＝ET＋A＋F＋B (9.16)

　　式中R为净辐射收入；ET为用于潜热通量的消耗；A为用于显热通量的消耗；F为用于生物同化CO2的能量消耗；B为用于土壤形成或土壤过程的能量消耗。

　　他认为，在地理系统中用于同土壤形成过程有关的能量消耗，在原则上可表示成：

　　G(ET，F，B)=αR (9.17)

　　式中α为一个比值，它被定义为“土壤形成过程中太阳辐射能，可能被利用的规整度测定”。在整个地理环境中，它对于每一种特定水系列类型来说，表现为一个常数，α值还可以被进一步求出数量真值，以备在各种地理区域中应用。

　　在相同的太阳净辐射值下，用于土壤形成所消耗的能量，与构成水系列的湿润指标表现出一种正比例的关系。而对于这种湿润指标来说，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读者可参阅《自然地理新论》一书。

　　有关地理带湿润指标的选择，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910年以前的所有研究，可算作前期阶段。包括B·B·道库恰也夫、P·H·维索茨基、川索、潘克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在这些湿润指标中所谓的蒸发力(或称潜在蒸发)，其数值均采用水蒸发器皿的资料作为依据。对于陆地表面来说，这种由蒸发皿得来的数值与实际情形相差甚远，加上所得资料的空间分布不均，累积的年代也不够长，以及各地所采用的标准不统一，难以进行订正和比较。上述缺点，使得后来的地理学家在考虑湿润指标时，一般都摒弃了此种途径，而采用更为可靠更加准确的资料或气候学计算方法。1910年以后进入了研究的第二阶段，亦称为近代阶段。为了表征陆地表面的湿润状况，所采用的潜在蒸发指数，选择了5个主要方面，所采用的基本资料一般包括：空气饱和差，空气温度，太阳净辐射，降水量等。
　　本文标题：土壤形成理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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