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灾，我国汉代的早期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即地灾和天灾一样，是天地的不常之变。但把天地灾害归因于天人感应却是不科学的。这种说法见于汉武帝时的学者董仲舒(前180—前115)的《春秋繁露》一书，他写道：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谓此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

东汉的班固(32—92)也有类似的说法，而且发挥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他在其《白虎通德论》的《灾变》一章中说：

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援神契》曰：“行有点缺，气逆于天，情感变出，以戒人也。灾异者，何谓也？”《春秋潜潭巴》曰：“灾之言伤也，随事而诛；异之言怪，先感动之也。”这就是天谴论。

(一)天谴论

从上述两段文字看，他们代表了汉代关于灾变的主导思想。就是说，灾异是上天有意识地谴告(责备)有过失的人君，希望他能够改过迁善。不然他的天下就会丧失，他的国家就灭亡。说起来也确实够危言耸听的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必须先有一个前提，就是灾异是以人君的德行为主体出现的。先是人君失德，然后才招来天谴。那么，汉儒所推崇的远古圣君如尧、舜、禹、汤，他们那个时候，不是也出现过灾变吗？如尧舜时期有过七年的洪水灾害，汤的时候有过九年的旱灾，又如何解释呢？也是天谴吗？班固在《灾变》章的后段文字就说：“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命运时然。”这就不是失德，而是尧和汤的命运，碰上灾害的时代了。可见，天谴论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天谴论有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汉代以前，特别是先秦时期，就不是这样说法。《尚书·大禹谟》：“帝曰：降水儆予”，这是最早的说法了，这里没有天意在内。关于这次洪水灾害，战国时期的孟轲(前390—前305)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他对洪水为灾的时间、原因，以及禹治洪水的方法，没有任何天意之说。

尧舜时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关于这个时代，发生过特大洪水灾害传说的地域，不仅是中国，世界许多地域，也都存在过相似的古老传说。最著名的便是基督教《旧约全书·创世纪》中的普遍大洪水。据《创世纪》的说法，这次普遍大洪水，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意志。英国早期地质学创始人之一的莱伊尔在其名著《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中曾比较过东西方传说的洪水灾害的不同特点。他写道：

中国人的洪水传说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有人说，那里的洪水是相当于《旧约全书》中所说的普遍大洪水(Deluge)。但是，根据两次参加出使中国，并详细研究过他们文献的戴维斯的见解，中国文献中的洪水记载，只是说到危害了农业，而没有牵涉到人类的普遍毁灭。大禹之所以受人崇拜，是由于他能“决九川”，把“荡荡怀山襄陵”的洪水“导注于海”。戴维斯认为黄河是世界上最大河流之一。它现在的泛滥，还可以重覆酿成唐尧时代的水害，使中国最肥沃和人口最稠密的平原沉沦于河水下面。一部分黄河现在还常常冲破人造河堤，发生最可怕的惨剧，引起政府无穷的忧虑。所以，很容易想象，如果这条河流，以前如果经受过强烈的地震震动，其泛滥程度，一定要比一般的决口大许多倍。

比较东西方洪水的传说，可以看出在远古时代(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几千年)，大禹治水的传说，是把灾害归因于自然界，而不是归因于天意或是上帝，而且认为自然灾害是可以治理的。这种思想可以认为是我国原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

到了周代，在周幽王二年(前780)，在今陕西境内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三川(径水、渭水、洛水)因地震发生岸崩，河流皆被堵塞，下游水流枯竭。影响农业生产，造成灾害。当时，周王朝的大夫伯阳父对此作出了西周将亡的论断。他说：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川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终极)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歧山崩。

这一段议论，出自《国语·周语》。今本《国语》，此段文中的“填”作“镇”，“原”作“源”，“蒸”作“烝”。此段大意是：由于地震，西周的三条主要河流——泾水、渭水、洛水(泾、渭二水发源于甘肃，洛水发源于陕北，泾、洛二水均流入渭水，然后汇入黄河)流域都发生了山崩或岸崩，堵塞了河道，使得下游平原地区(今渭河平原)得不到足够的水源灌溉。土无水润(演)，农业便无收成。民无财用，国家哪能不亡？他还举出了历史事实：从前伊水和洛水(这是指河南洛阳的洛水)竭而夏朝灭亡，河竭而商亡，现在西周的情况也和夏商二代的晚期相同。以此类推，西周也要亡国了。他还认为国家必依赖山川，山崩、川竭是亡国的特征，川竭必有山崩。这样的解释也是合理的，而且对地震的原因也认为是阴阳二气交相迫、镇所致，也没有天谴的含义。但是，在最后几句，他所说的：“天之所弃，不过其纪”。“纪”是“十二年”的意思。这就有一点天意的味道了。

伯阳父的这一段话，在我国地灾史上一直被奉为圭臬，历代引用不衰，而且进一步发挥成天意(有意识地)、天谴(有目的地)了。这个过渡，大体上是在西汉完成的。前面我们已谈到了董仲舒和班固的“天谴论”思想，并且指出了它的矛盾性。无论如何，在西汉时期已经把政治影响(导致)自然灾害的观点发展到了极点，不管矛盾不矛盾，在他们看来，不论洪水、地震、山崩，以至水旱灾害都是腐败的政治，特别是与最高统治者(帝王)不当的“行为、意志”有关。比如《大戴礼记》的《诰志》章就说：

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蚀)，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

这里的“勃海”即大海，与现所说的“洋”意义相近。“河”为黄河，“陵不施谷，川浴不处”，即山陵不崩滑于低谷，谷中之水长流(浴)而不塞(处)。可见基本上包括了地灾的全部内容。

我国古代封建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每逢大的地灾出现，必下诏求直言，诏书的前一段都是自己责备(自我检讨)统治无方，影响民生，导致天谴之类的话，然后是征求有识之士(贤者)对朝廷的不当措施提出直言(建议)等，冠冕堂皇，算是皇帝对灾害表了态，对人民表示了关心。有些时期对特大灾害还发救济款以赈救灾民，缓解受害人民的反抗和动乱情绪，这些官样文章一直做到清代。

这种为地灾发表诏书之事，始于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壬寅的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

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玡，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捐)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

地节三年(前67)九月地震。这次地震没有地名，一般不记地名的地震，应属京师地震，西汉都城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冬十月，诏曰：

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这说明每次灾异发生之后，都是要重复一遍的。

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四月发生地震，二年(前47)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地震，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元帝也下诏书，表示天降灾异，是由于他治国有“大亏”(大的错误)，要求臣民“条奏，无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表示自己要亲自阅览这些条奏的直言。

就是在这一次的征求直言中，引起了朝臣之间的一场较大的政治争斗，官员们分成两派：大臣指责宦官和外戚擅权；宦官、外戚又指责大臣们应对天谴(指地震)负责。结果大臣们失败，有的下狱，有的罢官，太傅萧望之自杀。

自此以后，天谴论的性质也有改变。天谴论者指责的矛头转向了大臣的辅佐失误、宦官的弄权、后妃或外戚的擅政等，作为天子的皇帝却逐渐退到幕后去了。
　　本文标题：古代社会的地灾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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