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0—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许多城市被毁，世界上许多城市因战事而衰微破败。大战结束后，人口纷纷返城，经济急待恢复，尤其是欧洲、日本、东南亚一带。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城市，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扩展城市，急需了解城市的构成和布局，需要对城市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规划，从而大大刺激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经历了“数量革命”，1958—1962年达到高峰。传统的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在30年代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他的著作也没有明确引用城市系统的概念。到60年代，克里斯塔勒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中心地学说的影响迅速扩大，许多地理学者，后来还有经济学者、社会学者都投入了城市系统的研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数量地理学家布赖恩·贝里（B.J.L.Berry，1934—），他用数理统计方法对中心地学说进行了许多实证性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他的《城市作为城市系统内的系统》（Cities asSystems Within Systems of Cities）一文，把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的等级联系起来，是城市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以后，关于城市系统的文献逐渐地丰富起来。不少学者认为，如果说克里斯塔勒是城市系统研究的理论家、奠基人，那么，贝里就是城市系统研究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因此，“数量革命”使城市地理研究从形态学的城市景观转移到了空间分析上来。

50年代空间学派兴起以后，城市地理学的框架建立了起来，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部分：①宏观城市空间，即城市之间构成的空间，集中在城市体系研究上。主要内容包括空间的形成——城市化、城市规模分布、空间格局、职能结构和网络形式。②微观城市空间，即城市的内部空间，集中在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上。主要内容包括城市用地分异过程、各功能要素的区位分析和土地利用模式。

四、1970年以来

进入60和70年代，美国和西欧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反政府行为，如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内城暴动。与此同时，就业、住房、交通、环境卫生、治安等城市问题也日趋严重。对于这些激烈的社会冲突，原有的西方正统理论无法解释，这就刺激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寻找新的解释。城市地理学也受其影响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社会科学的研究。

英国一批年青的新韦伯主义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中的作用。认为城市资源的分配不仅应考虑经济因素，而且应考虑空间公平。他们认为技术进步、人类特征变化会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意把城市中发生的问题完全归于生产方式、归于制度。美国城市社会地理学家段义孚（Y.F.Tuan）等从研究社区与人的关系出发，运用行为科学和现象学，开展了个人性格如何影响到家庭和房屋的装饰的分析，并伸展到集体的性格如何反映到所谓“文化景观”的分析，他们特别强调“地方”（Place）这一概念不仅是一个几何空间，而且还包括了人地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地理学的发展中，段义孚等人的研究对剖析城市内居民与其邻里区域所产生的亲切感或疏离感和冷漠感，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扩大了城市地理学的领域。在实际应用方面，段义孚对内城重建和迁拆过程中，如何破坏，或如何保存这一人地感情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Castells，1942—）是一位西班牙籍的社会学家，当代城市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卡斯特尔斯和他的同事全面批判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认为帕克和沃尔思混淆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和具体的社会区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新韦伯主义不同，他们认为城市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结果。

在这些研究的影响和带动下，城市地理学中出现了人文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学派。人文学派和行为学派认为空间学派将人地关系物化，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方面的作用。行为学派强调，要分析空间形式，首先必须分析个人的决策过程。他们从日常生活的社会心理学出发，特别注意文化、价值、非正式团体、城市机构等在人类空间行为中的作用。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地理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哈维（D.Harvey）。以他为首的这派学者认为，数量方法仅从统计入手认识存在的类型，而行为学派只注意个人行为，忽视了社会对人类决策的制约，割裂了主、客观的联系。他们以社会冲突为核心，强调一切应从政治、社会、行政、文化背景加以认识，认为要解决城市的结构，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经济环境和政治权力作用。

因此，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随着数量革命的热潮逐渐减低和数量革命所带来的问题逐一显露，伴随数量革命而出现的空间学派受到挑战，以及受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城市地理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多元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