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报：您说教育要为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那您认为高考对学生来讲意味着什么？
张思明：我也真心希望学生能够成为高考的成功者，但我同时要告诉学生，成功者不一定都是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好大学与好工作、好前途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这种例子太多了。高考状元又能怎样？状元只能代表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并把它很好地表现出来，代表不了将来。
我们班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高考时发高烧，考了一个几乎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成绩，最后被山西的一所普通大学录取。当时他不好意思告诉其他同学，因为班里很多人都考上了重点甚至是名牌大学。但他的学习能力在大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考取了哈工大的硕士，工作后也非常出色。这些当然是那位同学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他在大学里以及后来表现出来的潜力，也正是我所追求的：他在北大附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2003年，我带高三，正好赶上非典，两个月不能上课，我们班出了北京市高考状元。当然，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追求的也不是这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正是北大附中的这种环境造就了这批只学不教就能够成长的孩子，他们的优势在没有老师上课的情况下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教师报：很多老师认为，如果评价标准不改革，就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您同意吗？
张思明：考试肯定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高考题也越来越注重能力。但是，中国还存在着一种考试的异化力量，就是把考试改革的东西都异化为应试的一种操作。比如说托福、GRE考试，在中国都变成一种可用高强度训练来取得高分的考试。所以我认为，教师要纠正两种错误的想法：第一，只有评价改了我才能改；第二，以高考为主的评价体系肯定会改得特别理想。中国的教育非常复杂，层次太多，对于高考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中国教师报：有人说，老师也是“七中现象”的受害者，这种说法对吗？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张思明：类似沈阳七中的学校在全国普遍存在着，这些学校的老师们非常认真地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觉得自己应该为学生负责，应该对学生家长负责。中国自古以来就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认为对孩子严格要求是为他们的将来负责，也许现在他们不理解，将来肯定会理解的。不只是老师这样想，家长、校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这样想，上级领导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下达各种升学指标。而且，很多时候，高考的压力不只来自教育内部，还来自社会。比如说在西部，一个家庭能考出一个大学生，这个家庭就脱贫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考大学就成为学习的惟一目标。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压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是受害者。
但是，反过来说，难道老师就完全无能为力吗？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争”，或者说做一些变通，让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些训练？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至少也可以做到不给学校排名次，这样学校在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可以不再承受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
还是那句话：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营造一个局部的晴天。
三、讨论：“做正确的事情”何以比“正确地做事情”更重要？
中国曾经出现多次教育改革（或教育实验），其中很多教育改革实际上只是“教学改革”，也就是“教学方法改革”。1979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大量的“教学实验”，其中很多实验也主要只是“教学实验”，比如“自学辅导教学法”实验、“尝试教学法”实验、“目标教学法”实验，等等。
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实验是重要的，但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实验抵达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遭遇一个障碍：原有的“教材”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教学方法，旧教材成为新教学方法的瓶颈。
于是，真实的“教学改革”总会引起“教材改革”以及相关的“课程改革”的渴望。或者说，有效的“教学改革”原本应该是“课程改革”，应该使教材和教学方法同时发生改变。否则，教师就只能在教学方法上做一些微调，而不能使教育发生整体的转换。2000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教育改革”称为“课程改革”、“新课程”，而不是单一的“教学改革”、“新教学”，这是有道理的。
从“教学改革”转向“教材”或“课程改革”，这里面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对教师来说，以往的教育改革常常显示为“教学方法”的调整，却不知道真正应该调整的首先是教材。如果教材错了，教学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终归是一种微调，甚至会“助纣为虐”。也可以说，如果只改变教学方法而不改变教材，至多只有“正确地做事”的效应，而且很可能是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情。方法是对的，方向却错了。
教材改变意味着首先保证“做正确的事情”。显然，“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情”更重要。
本文标题：第一章 教师的课程智慧(教师成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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