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发展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区域开发方面随着各阶段形势的变化，多次发生重大的战略性转移。

　　建国初期，在世界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宏观地缘政治形势下，主要在原苏联援助下发展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建设，从国防安全考虑，50年代所进行的156项工业建设的77％配置在背靠原苏联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待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的经济建设重点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实施“三线建设”，向四川、贵州、豫西、鄂西、湘西、陕南、陇东转移，占该时期基本建设投资的35％。从宏观布局方面来衡量，三线建设有一定效益，它使沿海和内地生产力布局过于不平衡的格局有所改进，开始实现由东向西逐步推移的长期目标，初步建立起了国防工业和科技的牢靠的后方基地，为大西南和乌峭岭以东的近西北地区的全面开发建设打下了基础，同时又促进了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应该肯定的。但由于仓促上阵，急于求成，又执行了基于片面国防观点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不讲究厂址的合理选择，不依靠城市既有的基础设施，以致造成了相当多的三线企业的微观布局极不合理，从而派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不好。

　　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七五”计划提出全国分为3大经济地带，意图“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0年起以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为契机，实行以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发展战略。1984年又开放沿海14个城市，1981～1985年阶段沿海11个省、市占用了全国46％的基建投资。1987年开放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海南岛，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采取引进项目重点配置于沿海的方针，其结果是东部地带确实先富起来了，而中、西部地带却相对滞后，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挫伤了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积极性。以1992年人均收入衡量，高收入地区为低收入地区的3倍。由于地区之间利益的矛盾，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不利于全国的稳定发展。

　　根据以往实践经验，谋求经济迅速增长，必然出现不平衡增长，唯有稳定增长，才 能兼顾平衡增长。为了谋求社会公正和持续发展，在政策上必须有所调整。1992年开始实施由沿海向西推进的战略，开放了13个边境城市、4个沿边省区的省会、11个内陆省区省会和5个沿长江城市。1996年提出的“九五”计划，重视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沿着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为此确定加大了中西部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工程、大型工业项目和农牧业基地建设的规模（包括晋、陕、内蒙古能源基地、沿黄河中游水电站群、红水河水电开发、新疆石油勘探与开发、新疆3000万亩棉花工程等），并每年以 100亿元资金扶助7000万贫困人口集中地区的发展。

　　消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挑战。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2年规定凡农村人均收入少于400元的县为贫困县，全国共有592个县，主要分布在滇东南山区、横断山区、桂西北山区、乌蒙山区、九万大山区、秦巴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努鲁儿虎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西海固地区、定西地区、西藏地区、闽西南和闽东北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井岗山和赣南革命根据地、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扶贫的途径是：①重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运销业；②积极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③加快荒地、荒山、荒坡、荒水的开发利用；④发展劳务输出，实行开发式移民。目标是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绝大多数乡镇和集贸市场及商品产地通公路，多数贫困乡用上电，普及初等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自全国积极开展扶贫工作以来，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96年底的5800万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要达到上述扶贫计划的目标，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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