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见广州是个吸引大量人口集中心的城市。无论生产、服务和管理部门都可吸纳众多人口。人口来源及影响范围也远达西南亚、欧、美，国内包括了我国的东南部地区。可见，广州今日向国际大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具备的。从文化人类学观点看，国际大都市除政治（包括战争）、经济、社会条件外，还包括文化因素（例如凝聚力特别强的华侨）。由于当地华侨多属于广府人的语言和血缘关系，民俗和思想信仰也相同，故广州对华侨的吸引力特大。
2．城市外来工
城市发展后，生产、服务和管理人员即出现不足现象，故大量外地劳力输入成为必要，从而形成“外来工”①问题。兹举例说明。
（1）香港的外来工。香港长期以来是国际性商业城市，住民是国际性的，但以中国人为主体，占全港人口98％。可以说2％的人口大部是外来工（包括白领阶层）。在英国统治时期，英籍外来工不少，多数是高薪职位，除英国公司外，公务员（包警察）不少是由英人担任，即使在今天仍保留不少。还有菲佣女工，她们是低水平工资（3300港元为底线），但由于菲国国内环境不佳，仍有万人来港工作，能使家中生活稳定，儿女上学。在港工作条件还可以，但睡在不到1米宽的床位，并不少受男雇主性侵犯。建筑业外劳每是重大项目的契约工，多大陆人。由于他们不懂法律，每被“蛇头”②及雇主欺骗和剥削，如合同写明万元工资，但左除右扣，结果只余生活费用1000～2000元。还受居住条件差（一室住6～8人）等虐待，并为香港工人团体反对。香港外来工都是契约工人，故管理上轨道。由于工资高，南亚、大陆人仍不断入境，或利用旅游过期留居等方法留居。但正式的外劳工是受到保护的，值得学习。
目前香港仍要大量进口外劳，如以纺织业计，1999年即要外劳工10000人。
（2）广州的“外来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是我国出现劳务市场较早的地方，也是“民工潮”发展较早地区。因为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外商资本涌入，投资建厂，需要招收大量廉价劳工入厂生产。从而吸收大量各地农民或其他人员，使城市外来劳工迅速增长，成为都市流动人口的主体。因此，广州也成为我国大都市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如1986年流动人口即占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33.2％，人数达57万人，居当时全国大都市之冠。1998年约达100万人。因为就建筑行业来说，每年即需要40万人（1990年估计数）。而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的行业（如环卫工等）缺口更大。由于工厂数几乎以5年一倍的速度增加，且多是港、台中小型企业，又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如制衣、制鞋等），所以劳力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本地劳工显明不足，需要一定数量的外来工。一般广州劳工有房子、有亲友帮忙，信息好，择业机会多，职位好（工资高、福利好等）。外来工多数只能干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的职位。但是由于内地劳工多来自桂、川、湘和鄂、豫等贫困农村地区，年青人为求迅速改变经济贫困局面，因此仍大量涌入广州。例如1997年外来工月收入400～500元，汇回家200元，即可解决一家温饱，年终可建新屋。而雇工单位也看中广大农村多余劳动力市场，工资比国外低2倍至10多倍。还可以利用政府优惠条件，压榨劳工，如增加劳动量、压低工资、加强劳动效率、不负责医疗、宿舍、退休金等等。由于劳工本人急望收入增加，刻苦耐劳，每忍受资方剥削，为此也常酿成事故。例如，光学仪器厂女工规定半年换一次工种，以保证视力。而青年女工认为她们身体好，不愿换工种，保证每月不少250元的工资（换工种要减工资）。又为求加班费每小时3～9角而每天加至14～18小时的也有，有病不敢请假，因而致死的事时有所闻，置《劳动法》于不顾。
保证外来工，是广州经济快上大上的动力之一，可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据统计，某县外来工每年由广州汇返家乡的款项达亿元以上，即为例子。
外来工特点表现如下：
（1）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外来工以农村中富于创业性的青年男女为主，年龄16～30岁，30岁以上的已婚男女很少。广州外来工以体力劳动为主，多数男工在21～30岁，女工为16～20岁（许学强等，1989年调查）。
（2）以中、小学文化程度农民为主。外来工一般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出现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能够穿州过省到广州的青年男女多半是初中水平，即已对现在社会有一些认识，体力上在农村中也有优势的知识分子（50％～60％），故到广州后易为城市所接受。
（3）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外来工在未来广州前，年收入在150～1000元的占60.5％（许学强等，1989年调查），平均年收入为650元，而当时广州市人均收入为1658元（1989）。由于农村收入和广州市收入相差2.5倍多，故改革开放后，即为邻近省区迁入广州市的动因。
外来工来源以沿京广铁路为主。初期以郊区及广东边远山区为主，随后渐以湖南、四川、广西、湖北等省区居多①。大约广东山区以语言及路程近占优势，可占外来工60％，他们多从事建筑、运输业为主，今天仍是如此。这和他们传统的季节迁移入广州有关。外省移入可占30％多。湖南因近广州而人数较多，可达13.6％。近年更远至贵州、河南等省。每年春节前回乡的外来工，都在广州采购物资带回家，并有钱财带返，形成“衣锦还乡”形象。过年后，即有带亲友南下广州“淘金”，形成“新外来工潮”。故今天广州及其邻近市县乡镇企业也成为外来工集中的地方。如连及广州的佛山市工厂，外来工每占全厂工人65％～92％。因此外来工已成为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工人的骨干队伍。如今深圳市已成为“两语区”（即普通话与广州话并行）城市。新外来工逐年增加，使合同工人数比例减少。在企业经营管理下合同工部分比例的减少，临时工部分工人增加，即产生城市管理赶不上“外来工”潮带来的困境。
广州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员工多由单位外出招聘，服务行业多去京沪苏杭选聘，工人多向工业城市招聘，如汽车司机即在郑州、西安等聘请。涉外单位更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招聘员工，但数目不多，合同严格，成为对广州经济发展动力之一。问题出在文化因素等方面，如北方工人吃面条，不吃米饭，天气潮湿闷热，小虫蚊蝇太多，语言不通等等。但工人们却满意工资较高，在北方每月600～800元，但在广州达2000～3000元，故他们希望多做一、二期（合同多为1～3年），赚些钱才北归（包括公共汽车和的士司机）。但当临时工的，或中小企业的合同工工人，情况不同，问题较多。
没有单位招工的外来工主要是以临时工的形式，集中在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主要在劳动密集的工厂中工作，待遇低，干“脏、累、重”活，多在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种养业等行业。并且由于港、台商人不遵守《劳动法》，城市对外来工管理体制不严密，或监管不严，雇主认为不愁请不到劳工，外来工却生怕被解雇，因而克扣工资、加班加点的额外剥削行为的现象屡有发生，而外来工只有忍气吞声。对于临时雇用工人，雇主常用口头合同，工人常受欺诈，形成外来工每被社会歧视的现象。对于需自找房屋的工人更加难过，但是由于在广州每年可赚1800～2400元，比家乡高出2倍到10倍，年终能愉快回家过春节，因而也愿意在广州做下去。同时除工资外，文化生活、医疗卫生、教育、交通、购物等城市公共事业和设施，都比家乡好，因而也愿意在广州做下去。外来工中不少人愿成为广州住民，不少人愿打工多几年积蓄起一笔钱，才回家乡创业。
外来工生活比在家乡好，但在城市消费情况下，他们是处于低层，从劳动、消费、居住均不如广州人。管理部门也照顾不周。并且常因外来工犯案多，而受歧视。如拆去外来工自建的棚户，如1987年即拆去违章建筑8.5万平方米。外来工违法犯罪活动1987年达1300宗，占全市作案42.7％，超生、抢生、躲生现象也突出。由于外来工的出现，使广州市区内产生两个不同民系的社区：广州人社区和外来工社区。外来工在郊区农村或单位的残旧建筑物居住，形成贫民窟村社景观。这些地方每是出现犯罪的源地（发案率达38.9％）。在春运期间百万外来工返家和回广州的运送任务，即为多年来未好解决问题，并且年年增加。
外来工不断迁入广州正是反映广州不断飞跃的过程，故广州市管理部门应深入研究。如上述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又如火车站的炒票友（俗称牛黄党），即分成本地、湖南、四川、河南等帮，盛时多达千人，每人日进千元，除汇少量回家外，多用来大吃大喝，招妓、吃白粉，也是研究解决的课题。
（4）其他城市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使都市成为人口凝聚力最强点，吸引四方人口流集。我国台湾台北市现在基本上已把整个台北盆地占领，人口亦达220万（广州城区人口只299.03万），集中全岛人口九分之一（广州集中全广东人口约十分之一）；日本东京人口1000万以上，占据日本最大关东平原南部，吸引日本人口约十分之一；墨西哥城也占据了墨西哥盆地大部分，人口集聚已近2000万人，吸聚全国人口的一半，即由于农村人口向大都市迁移。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把都市人类学加以发展，探讨农村城市化和大都市形成的过程，为我国今后都市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例如从香港和广州外来工情况，即可说明外来工是都市发展的新力量，即都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外来工。
本文标题：都市人类学与地理条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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