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是经济活动区位尤其是生产活动区位中重要的区位因子之一。劳动力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劳动力移动上的摩擦等因素导致劳动成本存在着空间差异。劳动力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依经济活动区位主体性质不同而不同。某些产业活动，劳动费用占总费用的比重很大，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空间差异对其区位的影响很大；相反，对于那些大量使用资本而非劳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活动则受劳动力的影响较小。

（一）劳动力特色

劳动力是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人口。一般而言，人口密集地区或都市也是劳动力最密集的地方，特别是大城市地区，有着多种多样的熟练劳动力，对于需要大量劳动力供应的经济活动主体（企业）而言，大城市将比劳动力质、量都受到制约的小城市或农村地带的区位更为有利。我国工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电器组装、服装与纺织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人口相对稠密地区，这反映了这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区位受劳动力分布的影响。我国西北部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集中供应受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业经济活动的进入。在发达国家的某些地区，由于可利用廉价女性（特别是家庭已婚女性）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也导致女性劳动力集约型工业企业向这些地区集中，例如英国的南威尔士地区以及日本的九州南部地区。

（二）劳动力素质

在劳动力因子中，越来越多地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现代经济活动由于有高度发达的交通体系和技术体系作为依托，其区位选择的空间尺度大，灵活性强。并且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也由于生产与服务的自动化程度加强而减少，普通劳动力的获取已经越来越容易，对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小。相反，经济活动对高素质的科技劳动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大，并且对于任何国家与地区而言，高素质劳动力都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因此，能够获取高素质科技劳动力的区域（主要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大城市地区），成为最适宜现代经济活动发展与布局的区域。

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显现出不尽的活力，知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正在使文明世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是否具有雄厚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开发的基础，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经济活动的核心生产要素开始从资本、有形资产、一般劳动力转为知识、科技劳动力、风险资金、无形资产以及优美环境。因此，是否具有充分提供知识生产与创造的人才以及高素质的科技劳动力，即智力密集程度以及区域创新条件如何，是一个地区是否能吸引现代经济活动的关键。

（三）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在空间上分布不均，移动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空间摩擦的制约，因此事实上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对劳动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较大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区位产生较大影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空间差异对区位的影响，韦伯在其工业区位论中的劳动费指向论中已有详尽论述，即当工业企业从运费最小地点转移到劳动费最低地点，所增加的运费小于节约的劳动费时，则发生从运费指向到劳动指向。劳动成本（工资）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相对较小，而发展中国家则较大。尽管发达国家较小，但差异还是存在的，例如英国威尔士的造纸、印刷工业的成年男子体力劳动者平均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以上，而日本女子小时工的平均工资最低县份不足最高县份的70％。我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地域之间的工资水平（实际收入水平）相差更大，具体数字尚无明确统计，但估计至少在一倍以上，这也是我国劳动力移动的主要诱因。

（四）劳动力移动

劳动力的空间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这主要是由于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不希望远离故里去外地谋生。但是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国家与地区，都在发生较大规模的人口（主要是劳动力）移动。例如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有大批地方出身的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地方大学的毕业生流入以东京大都市圈为首的三大都市圈，在那里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得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随之向这些地区集中，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当然也随之带来了人口与经济活动过度密集等产生的环境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等社会问题。中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廉价的从临近省份流入的劳动者（务工者），维系成本优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