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相关活动以及内外部环境条件。能够同外界产生便捷联系的场所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重点。能否同外界产生便捷的联系，取决于该场所的可进入性。可进入性包括地理可进入性、经济可进入性、制度可进入性和社会可进入性。

地理可进入性系场所对外交往的地理方便程度，它主要决定于地理位置和距离；这里所说的地理位置包括数理地理位置，指场所在三维的地球表面的空间位置，可由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精确地表示；还包括相对地理位置，它是指场所在地理空间中相对于周围的地理事物的相对的地理位置关系。相对地理位置具有丰富的经济地理内涵，例如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郑州是京广铁路与陇海铁路的重要枢纽，就含有大连以及郑州的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交通优势。相对地理位置是变化和发展的，例如在描述九江市的相对地理位置时，在京九铁路开通前，通常说是长江岸边的一个重要城市，现在则一般说是长江与京九铁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这对于九江而言，无疑表明其交通上的重要地位的增强。距离主要是指相对于市场中心等的距离，市场中心有不同的层次，有全球尺度的市场中心，国家尺度的市场中心，也有区域性的市场中心。接近市场中心或便于接近市场中心，则有利于经济活动在该地展开。

经济可进入性系场所的对外交往成本高低，它取决于运费、通信费。费用越低对外通达性越好，反之则相反。空港、港口、铁路交通枢纽、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具有比较好的经济可进入性，因此对经济活动有较强的吸引力。反映经济可进入性的运费因交通方式不同差别很大，并且，随着经济活动内容的变化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各种运输方式的重要性也在发展变化。就一般而言，空港和高速公路出入口的重要性在日益加大，因此，很多经济活动开始向空港和高速公路出入口集聚的倾向明显。现代经济活动不仅需要实物传输（这主要由线路交通手段来实现），也需要非实物的信息传输，事实上，后者在现代经济活动领域中更为重要。现代经济活动的大部分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进行，除可以获取大量多样的劳动力供应、接近市场、具有集聚效益外，也与大城市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关系密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增进区域对经济活动吸引力的重要措施。

制度可进入性即由制度因素决定的场所对外生产要素和商品交往的方便程度，一个地区制度越开放、越自由，其制度可进入性越高；反之，制度可进入性越低。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发育程度还不完善，制度的进入性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域差异。在一些开放比较早的沿海城市尤其是经济特区城市，市场发育程度高，开放度大，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较好的制度可进入性，成为吸引经济活动在那里集聚的重要条件。

社会可进入性是由社会因素（包括语言、文化等）所决定的场所对外交往的便利程度。在社会可进入性中，语言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发展成为区域性世界城市，世界金融以及贸易的中心，是同这两个城市普遍能使用英语具有很大关系的。另外，由于语言（方言）相通，香港企业对广东的投资很活跃；同样韩国企业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的发展，语言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科教文化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语（主要是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对于以世界市场为主要对象的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社会可进入性还反映在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我国沿海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有经商传统，挑剔性地方市场已经形成，有利于经济活动在该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方沿海城市的高速发展，在某些方面是属于社会可进入性的反映。总而言之，经济活动要求具有高度的可进入性，一个地区的可进入性是影响经济活动能否在这个地区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