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貌条件的地域差异，亦可能导致各地所产商品品种、数量和质量的差别。为了调剂各地所产的商品品种和商品数量的余缺，山区和牧区往往需要从平原、盆地调进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平原、盆地地区则需从山区、牧区和丘陵地区调入大批林、牧副产品，这就势必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区际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网络的布局上，山区一般交通不便，不利于商品的购、销、存、调，山区的商业经济活动，每每要受到“以运定购”、“以运定销”的影响，难以作到货畅其流，并给山区商业网点布局的发展带来了困难。
山区人口稀少，商业网点布局不宜过密，而要求更多地采取流动服务的灵活经营方式，以方便群众购买。平原地区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商业网点可采取相应规模的固定布局。对于江、河、湖、海的渔业地区，适应渔业生产和渔民生活需要，商业网点除采取适当的固定布局外，还应组织水上流动服务。
再如，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使一年内播种、收获等农事活动具有显著的季节性，要求商业部门不违农时地安排好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此外，四季分明，夏暑冬寒，亦要求商业经济活动能适应季节性需要，满足人民生活的季节性要求。俗话说：“冬卖棉袄夏卖衫”，即是指商业的购、销、存、调活动，都应掌握季节性特点。
各地气候条件中出现灾害性天气的可能与频率，直接关系着农业收获的年际变化，也影响到农副产品收购与供应的年际变化。商业部门因而必须寻找对策，加强生产调查和市场预测，并须有充足的商品储备，以防不虞。
热量带的不同表现出积温分布的地区差异，使商品生产更显现了区域性，并成为区际商品流通的自然基础。如我国由于热量带与降水的差异，北方产麦，南方产稻。而各地人民对粮食的需要却有多样性要求，故而自古即有“北麦南运”、“南米北调”的商品粮区际流通特点。又如热带、亚热带地区所产的椰子、菠萝、香蕉等水果，都是寒温带、温带地区难以生产却又需要的商品；温带所产的苹果、人参之类的商品，也是南方炎热地区不产而当地人民生活所需的，这也要求组织合理的商品流通以保障供给。
另如自然资源与商业经济活动也有密切的关系。生物资源中的植物资源，如经济价值高的森林树种、特产经济林木、竹子，以及果树树种，可为商品生产提供必要的植物原料。以竹木为原料的制品，常是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些特有树种的果实或枝叶，加工后可成为重要出口商品。草原资源则为畜牧业提供必要的饲料和放牧场所，利于发展畜牧业；畜牧业不仅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还能直接为商业提供肉、乳、皮张等商品，关系着繁荣市场和人民食品构成的改善。动物资源则为人类提供重要的蛋白质食品，也是商业肉食商品的重要来源。
矿产资源亦为发展商品生产提供自然基础。矿种的地区分布不均匀，呈现既分散又相对集中的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布局采矿和矿产冶炼工业，却也扩增了交通运输量和劳动地域分工的差异。劳动地域分工差异的增大，往往能促使形成一些“钢都”、“锡都”、“煤城”之类的专业城市的形成，具有人口相对集中的特点，商业网点的布局因而作相应的调整，商品存储和调运的负担从而也会相应地增加。
水力资源的开发，有利于提供生产动力和人民生活用电，推动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家用电器商品的销售。水质较优的水源，可以利用来生产别具风味的商品，如我国利用贵州茅台河的水生产驰名中外的茅台酒；山东崂山的矿泉水及用此泉水制成的青岛啤酒，则成为畅销国内外的著名商品，等等。
2.人文环境与商业布局
商业的发展和布局不仅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而且更是在一定的人文环境中演变。人文环境主要是从人口与劳力资源、商品生产状况、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地理位置、历史条件、技术条件及人们的心理一行为等因素对商业发展与布局产生深刻影响。
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作为消费者，则是社会商品消费的主要承担者，是商业服务的主要对象。人口密度的地区差异，对商业布局有明显影响。如我国人口分布很不均衡，东密西疏，自古以来我国商业经济活动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东部商业批发、零售网点与仓储分布较密，商业购销活动频繁；西部则人稀地广，商业网点与经营活动都远不及东部，以流动购销形式占主要地位。农村一般地广、人口绝对值相对较大，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城市人口则绝对值小，相对密度大，因而商业网点的布局，多集中于城市，广大农村的商业网点分布多较分散，规模也小。不过在我国，农村始终是最主要的商品销售市场，是商业工作必须经常掌握的经营方向。
人口的民族构成，亦是商业发展与布局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各民族历史上已逐渐形成在饮食、服饰、居住、婚葬、节庆、禁忌等方面不同的风俗习惯，商业必须依据各个民族的特殊需要，结合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采取相应的经营方式，供应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商品。
人口增长的快慢和人口的年龄构成对商业经济活动也颇有影响；如我国人口增长快，人口增长率高，要求保证有数量巨大的生活资料供应，这也扩大了消费市场的需求，使商品供求常常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再有，建国后人口的激增，也改变着人口的年龄构成，青、少年和儿童比重显著增大，从而引起消费构成的变化，市场上供应青少年、儿童的商品紧俏；同时，青年比例增大，社会就业人口的劳动力后备量大，亦可为发展商业提供雄厚的劳动力来源。
商品生产是商业发展和布局的物质前提。购、销、存、调四个环节的运转都是以商品作为主要对象的。没有商品生产，商业经济活动即失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所以，商品生产状况对商业布局亦有深刻影响。①影响商品流通网络组建的规模和流转结构的组成。商业部门的经营能力，商品流通网络的规模，一般应与商品流量相适应。商品生产水平越高，商品数量越多，商品流通网络的规模也就越大；反之，则其规模越小。又如若商品产地与销售地、消费区之间空间距离较远，对商品储存（仓储设施及其能力）、商品调运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在流转结构中需要增大存、调设施、能力的比重；反之，则要求较低，其比重亦不必过大。再如所产商品是适销对路的，商品质量受到消费者欢迎，则购与销两个环节可望求得协调；如果不能适销对路，商品易于积压，对存、储能力的要求必将不合理地增大，购与销难以协调。②商业网点布局是否接近商品生产中心或基地，关系到商业网点组织商品流通的效益。如靠近商品生产地，有利于及时进货，缩短商品在途时间，可望提高经济效益，反之若是远离商品生产地，延长商品运距，则将延缓资金流转，降低效益。再次，商品生产状况乃是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形成、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上海，自清康熙23年（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由于处在特定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繁华都市、南北贸易中心，现在更已成为内外贸均较发达的国际贸易中心。究其成因，首要因素是由于上海本身即拥有较强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商品经济发达的广阔腹地，全市拥有大量企业，生产众多商品供应市场，其半成品和成品贸易同闽、赣、皖、鲁、苏浙各省都有密切的传统往来，许多传统商品沿长江上溯销往巴蜀和其它广大地区，沿海岸线则可水运至华北、东北、华南等地区，上海所产各种名牌产品则远销全球五大洲。
商业经济管理体制，也是影响商业布局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促进商业布局合理化的一个积极因素；反之，如经济管理体制不适应商品流通网络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则必将导致商业布局的不合理，造成商业经济的失误。
任何一个商业中心和商品集散地的兴起的新建，或者是对一个商品加工地、商品仓库建设的地点选择，都不能离开经济地理位置的分析。例如，我国天津是全国性商业中心之一。尽管它所依托的港口易淤，冬天冰冻，远不如秦皇岛优良，但天津地处华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出海口，华北平原是它的经济腹地，距离首都北京最近，加上建国后经过多年来的大规模扩建、新建，已成为我国小商品生产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原来港口设施也经过改建与扩建，新建了塘沽新港，更便于进行商品运输，每年有大量商品于此调运全国各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再如武汉，位处长江中游，水运方便，历来是粮、棉等大宗农产品集散之地；解放前，修筑了京汉、粤汉铁路，建国后改造扩建了既有铁路，又新建了汉丹、襄渝铁路，疏通长江河道，修建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在工业上又新建、扩建了轻纺、钢铁等大型企业。使武汉成为大型商品生产基地，每年有大量商品在此调入运出，不失为全国性商业中心之一。
商品流通网络布局的现状，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继续。历史条件对商业布局故有深刻影响。如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的经济比其他地区发展较早、较快，早在公元前16世纪前后，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都市，成为当时全国商品产销活动的重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许多商业中心，才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盛唐时期的国都长安，人口已逾百万，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商业邑之一。宋代后期京都由开封南迁临安，北方大批豪富商贾随之南移，江浙一带日趋繁荣，逐步成了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的中心。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沿海地区沦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都较发达，商业中心亦相继兴起，长江流域的经济水平超过了黄河流域，全国经济重心明显向东、向南转移，基本形成了现代我国商品流通网络地域分布的轮廓。
本文标题：商业布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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