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无论是在19世纪80年代英帝国主义侵入德宏地区陇川边境时，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阿昌族人民都进行了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纷纷参加各族人民组织的武装队伍，奋勇杀敌，捍卫了祖国的边疆。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战斗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帝国主义派军官柏郎率领武装探测队从缅甸深入云南，同时派遣翻译官马嘉理进入云南西部搜集情报、测绘地图，遭到滇西各族人民强烈抗议。清光绪元年（1875年），马嘉理又返回云南，柏郎紧随其后，进入盈江县蛮允、雪列寨时，被当地景颇、傣、汉、阿昌等各族人民200余人包围，勒令其退出国境。马嘉理竟开枪打死打伤我国边民。于是，群情激愤，一举将马嘉理及其武装随从消灭。同时，各族群众2000余人又将柏郎所率英军包围，迫使他们狼狈逃回缅甸。这是滇西各族人民反击英国殖民分子入侵我国边疆领土的一段光辉史事。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国侵略者又一次侵入我国滇西腾冲县境内，烧毁村寨，枪杀群众，激起各族人民义愤。阿昌族土守备左孝臣带领各族人民，共同抗击英国侵略军。由于双方装备及力量悬殊，左孝臣及爱国军民80余人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侵我国云南西部边区。侵略军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占领了瑞丽、陇川、芒市、龙陵、盈江、梁河、腾冲等地后，又企图将魔爪指向保山、大理。阿昌族居住的绝大部分地区被日军侵占。梁河县囊宋关阿昌族人民集中18岁以上50以下的青壮年阻击日寇。他们还参加游击队，在丛林中伏击日寇，给予侵略者痛击 。

    在阿昌族发展史上，阿昌族内部先后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社会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阿昌族居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变革。

    阿昌族社会的基层单位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这种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父权制家庭，一般包括 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

    阿昌族家族观念比较浓厚，家族对个体家庭仍有一定的约束力。村寨一般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地域性组织。同一家族的各个小家庭常成片地居住在同一地域或毗连地区，家族内提倡在婚姻、盖房、丧葬、扶贫济困方面的家族义务。

    梁河阿昌族地区过去有类似封建宗法的组织——家会。家会一般是由一个或几个村寨同一姓氏的人组成，是跨村寨的，有的还跨民族。其组织有两类，一类较严密，设有正副族长、总务、管事、纠察、财务、文化、监察、文书等，并有成文（汉字）的会章；另一类家会组织不很严密，只设管事两人，也无正式的会章。个别家会在村寨性小家会的基础上，还联络成地域性的大家会。但无论是哪一类家会，均有较严格的家规，如有违犯，会受到处罚。有的家法就明确规定：“族内子弟忤逆不孝，至以小犯上者，其家中来报家会家时，由家会罚四时大板”（芒展村家会会章），极力维护封建统治。家会定期开会，解决内部纠纷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家会的活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根据调查，户腊撒地区阿昌族曾经历过一段的原始公社时期。土地完全归村社公有，个人只有使用的权利。村社由几个氏族组成，每个氏族推举一个“乌蒙作”（意为寨老）共同商议村社的事务。村社首领称为“作借”（意为“好儿子”）。“乌蒙作”和“作借”组成了村社的议事集团，为农村公社的氏族人员服务。“作借”还领导群众生产和主祭寨神“色曼”，寨神是村社权力的象征，直到现在每年春耕和秋收时还须祭献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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