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尤其是十年浩劫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学遭受极大摧残，工作停顿，学术活动停止，机构拆散，人员改行，资料散失；在生产力布局工作中，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不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两大规律办事，不讲经济效果，乱搞瞎指挥，盲目“一刀切”，严重违背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等原则，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失误。尽管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不小，增长速度也相当快，但取得的经济效果与多年来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比，很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如此，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在逆境中仍有所发展。从1973年起，全国许多单位的经济地理工作者排除干扰，积极投入农业地理考察和《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的编写工作，先后编写、出版了《宁夏农业地理》、《青海农业地理》等著述，以及其他一些省、区农业地理的征求意见稿。也有的在国家建委、山东、河北、安徽等省计委、国家计委华北组的支持下，先后开展了兖州、淄博、冀东、两淮等工业基地的建设条件，以及工业为主的生产力布局的综合调查研究，为确定某些大型建设项目的布局和编制地区经济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几所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地理工作者，则陆续进行了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的研究工作，在城市建设规划实践中逐步打开了经济地理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则参与唐山市重建规划，与有关单位共同提出了新唐山分三片建设的建议。有的进行了外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工作，洋为中用，努力用研究成果为外贸、外援服务；还有的坚持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果。1978年提交长沙全国经济地理学术会议的160多篇学术论文，主要就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检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作出了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发展，要求经济地理学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促使中国经济地理学迈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地理工作者更加广泛地投入到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与各级农业区划工作中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积极承担了城镇规划、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国土整治等多方面的研究任务，尤其是随着国家把开展国土整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国土整治愈益受到各方面重视，在京津唐地区、浙江宁波滨海地区、湖北宜昌地区、吉林松花湖地区、河南豫西地区、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云南滇西地区、海南岛以及南方丘陵山区等30多个地区，先后开展国土开发整治的调查研究与规划试点工作；国家计委组织力量完成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的编制；截至1990年9月，全国已有2/3的省、区、市已完成和接近完成了省级国土规划的编制工作；已编制完成和正在编制的地（市、州）级国土规划230多个，占同级行政区总数的2/3；县（市）级国土规划640个，约占县级行政区总数的1/3。在这个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工作者投入全国各地的国土整治工作，发挥学科特长，为这项方兴未艾的战略性课题的研究作出贡献，并推动我国区域综合开发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