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发历史

　　河西走廊由渔猎游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灌溉农业发源较早的地区之一。史前时期河西走廊地区诸内陆河自然流淌，多在终端汇成湖泊，如石羊河下游地区的潴野泽、休屠泽，黑河下游地区的居延海，疏勒河下游地区的冥泽和哈拉湖，河流两岸和湖泊周围水草丰美，树本丛生，并有人类活动，孕育了新石器至铜器时代各个时期的文化。如石羊河下游民勤地区的“沙井子文化”。

　　两千年以前河西走廊地区为匈奴领地，是匈奴活动和控制的地区，“以畜牧为主，尽河西水草之美，竭力繁殖牲畜”，其牧业之兴旺，为“天下饶”。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当时还无任何农业垦殖活动。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二次出击匈奴，军锋所至“过焉支山千有余里”，“逾居延至祁连山”，迫使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地区。为“断匈奴右臂”，制止其卷土重来，汉武帝决定开发河西，采取了军屯、移民、设郡、实行盐铁专卖等四项措施，屯垦戍边，无事则以之为农，有事则调之为兵，因田致谷，因地为粮，因民为兵，因屯为守。这种大规模屯垦和移民，使河西走廊地区人口大增，不仅巩固了边防，保证了丝路畅通，更重要的是，移民带来了内地先进的水利技术、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开渠筑坝，引水灌溉，大大推动了灌溉农业的发展，产量不断提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河西四郡已有居民 61 270户，280 211人，由于当时农业重点开垦区大体在大黄山以东的石羊河流域，因此凉州（今武威）也就成为河西走廊最富庶和最繁华之地。

　　隋唐时期是河西走廊第二个大发展时期。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在甘州（今张掖）召见了西域27国的使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由于在唐初的一个世纪左右，施行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措施，推行均田制，并在凉州和甘州继续屯田，开辟水源，发展生产，灌溉农业向西推进，黑河流域的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发，稻粟数年丰收，粮食富足，以至当时内地受灾，由河西调粮接济。唐天宝初年，凉州已有人口27 510户，137 493人，比西汉末年增加近一倍，遂有凉州“七里十万家”之说。唐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经济逐渐衰落，公元1035年被西夏全面占领，退到以牧业为主时期。

　　元、明、清三个朝代，亦十分重视开发经营河西走廊地区，重点移民屯垦，开发甘州、肃州（酒泉）、沙州（敦煌）的土地，并把开发历史悠久的凉州和甘州绿洲，建成为号称“金张掖”、“银武威”的富庶之地。清光绪年间，河西走廊的土地开垦已具相当规模，农田面积达350万亩，人口超过85万。

　　在民国时期，由于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大规模的鸦片种植和贸易，特别是1927年大地震和1929年前后的连年灾荒，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垦事业停滞不前，发展缓慢。据1944年统计资料，河西走廊地区计有耕地566万亩，其中灌溉地近420万亩（但实际灌溉面积只有200万亩）。截至1949年解放，河西走廊人口为170万人，耕地面积670万亩。

　　解放后的近50年来，河西走廊地区进入了历史性的大发展时期，区域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耕地面积达到1428.66万亩，成为甘肃省的重要商品粮基地，而且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工业产值占全省的20%，完全摆脱了历史上两千多年的纯农业开发。但是大规模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水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恶化问题，需要重点研究解决，以保证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