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人口的基本特点

    （一）庞大的人口基数

    人口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挑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庞大的人口基数，过快的增长速度，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沉重的压力。

    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人口的再生产实现了两次转变：50至60年代实现了“高、高、低”向“高、低、高”的转变；70年代以后，初步实现了“高、低、高”向“低、低、低”的转变，但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较高。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政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目前中国人口数量的极其庞大和增长惯性难以控制的严重局面。

     1949年中国人口数量为5.4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1/4。由此可见，新中国人口的发展是在一个相当庞大的基数上开始的，且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中。 1990年大陆总人口为113368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46％。也就是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人口增加了5.9亿，人口数量是1949年的2.1倍。

    据测算，1973年以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3.0个以上，1973年开始实行人口控制政策后，总和生育率逐年下降，1981年为2.61个，1983年为2.42个，1985年为2.20个，1987年为2.59个，1990年为2.30个，1995年为2.1个。这样的总和生育率虽然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要低，但比很多发达国家高出1倍以上，总和生育率居高不下，是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迅速的直接原因。

    （二）增长型的年龄结构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预测未来人口增长速度的重要依据之一。人口年龄金字塔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最生动而形象的方法。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但已开始向成年型过渡，并已出现局部地区向老年型变化的趋势（表4．1．2）。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4％和36.3％， 5岁以上各年龄组人口分布均匀，而0～ 4岁人口急剧增多，反映当时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明显地属于年轻型，也反映解放前人口低速增长和解放初期生育率上升的客观事实。

     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上升，致使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到3.5％，而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则上升到40.4％，人口金字塔塔基突然拓宽，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年轻化。而20至24岁年龄组人口内凹，则是八年抗日战争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在人口金字塔上的反映。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到33.6％，而成年人口的比重上升到61.5％，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4.9％。这种情况表明，虽然人口年龄结构仍然属于年轻的增长型，但已开始向成年的稳定型过渡。1982年人口金字塔出现两个外凸和两个内凹：25至34岁年龄组和10至19岁年龄组出现扩张，而20至24岁和0至9岁两个年龄段出现收缩。两次外凸对应我国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两次内凹，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因而人口增长率突然下降所致；另一次是70年代以后由于开展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的结果。

     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的人口结构表明，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为28.7％，成年人口比重上升到65.8％，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为5.5％。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7.7％，成年人口的比重为63.71％，老年人口比重为8.59％（图4．1．2、4．1．3、4．1．4和4．1．5）。

    在我国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较，尤以农村人口更为年轻。从地区分布来看，沿海和经济较发达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向成年型过渡；而内陆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因此，我国一方面面临着年轻的增长型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增长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人口年龄结构向成年型和老年型转化而逐渐形成的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这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必须注意的两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三）日趋平衡的性别比

    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一样，都是直接由人口再生产自身变化的规律所引起的，又是未来人口变化的基础。性别结构常用的指标是性别比。性别比是指总人口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数之比（以女性人口为100）。

    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一向比世界其他国家高，根据我国前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953年104.88、1964年103.83、1982年107.15、1990年104.50，呈现一种逐渐平衡的趋势。但女性少4.5个百分点，意味着2250万男性找不着配偶，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性别比高的影响作用将一直延续到2000年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

    我国各年龄组性别比不同，性别比随年龄组不同而改变。以1982年为例：0至14岁在106至107之间，15至24岁性别比下降，35至54岁又高至110以上，到60至64岁，性别比为100.41，男女人口在这个年龄组才进入平衡，至65岁以后，性别比逐步降低，到75岁以上时，性别比降至68.2。

    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性别比也有差异。北京、云南、山东性别比低，只有102左右，上海、西藏更低，为99.33和97.76；甘肃、广西、山西则高达107以上。朝鲜族、傣族性别比为97至98，藏族、景颇族低于96，俄罗斯族只有64.34；而乌孜别克族、满族、高山族都在110以上。

    （四）不均衡的人口分布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较大国家之一。中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7％，却居住着世界22％的人口。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18人，约为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但从人口的地域分布看，我国的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表现为东南部人口稠密集中，而西北部人口稀少分散。如果从东北黑龙江的爱辉县，向西南云南腾冲县作一直线将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东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2.9％，却居住着全国95.4％的人口；而西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57.1％，仅住着5.6％的人口（图4．1．6）。

    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统计，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甘肃、青海西北部6省区面积为522×104km2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4％；其余东南部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国土面积438×10km2，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6％。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西北部6省区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人；东南部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3.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2人。

    人口密度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居全国之首，17957人/km2人；其次是香港特区，6101人/km2；再次是江苏省和上海市，738人/km2；山东和河南省525人/km2，浙江和安徽省405人/km2，北京和天津市以及河北省人口密度374/km2人，均属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有黑龙江省，78人/km2，甘肃省49人，内蒙古16人；人口密度最小的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每平方公里只有6人（图4．1．7）。

    （五）正在发展的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过程是指农村人口不断移向城镇，使城镇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正在不断发展，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加上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新城镇的设置，我国城镇非农业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长到1995年的3.5亿。城市总数也

    由135个发展到620个，建制镇总数发展到14 500个。这充分说明，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正在迅速发展。到1995年底，我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28.85％。但是，我国城镇非农业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1/3，比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平均水平42％要低，比发达国家的80％以上差得更远。

    我国城镇化道路坚持贯彻“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建设小城镇”的方针，在发展农村多种经济，特别是发展乡镇企业时，采取离土不离乡，就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办法，使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六）增长的少数民族人口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共有56个民族，即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不等，相差极大，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壮、回、维、彝、苗、藏、蒙、满、布依、朝鲜、侗、哈尼、白、土家、瑶、哈萨克、傣、黎等18个少数民族；人口不足1万的有高山、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路巴等7个少数民族。

     1949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迅速上升，增长较快，从而使我国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1953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08％；1964年为5.78％；1982年为6.67％；1987年为8.0％； 1990年为8.04％以上。从1982～1990年，汉族人口增加了10160万，增长10.8％，平均每年增长1.29％；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2390万，增长35.52％，平均每年增长3.87％。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快的原因：一是由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行优先照顾，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健康水平，因此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提高。二是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有别于汉族的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少数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明显高于汉族。三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过去没有正确表明自己民族成份的人，近年来陆续改变了自己的民族成份；同时各民族通婚家庭中所生子女，往往选择少数民族成份的居多，这些都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应该指出，我国各民族的人口增长都应该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各民族都应努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民族大家庭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

    （七）人口素质有待提高

    人口素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教育因素。

    从先天的遗传因素看，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指人体和智能的发育是否健全和完好以及体质、体力、耐力等。反映人口健康素质的主要指标是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其次是残疾者比例（包括智残）、发病率等也是常用指标。

     1949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大致在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提高。婴儿死亡率由1949年的200‰，下降到1985年的14‰（城市）和25.1‰（农村）。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87年的69.05岁，其中男性平均67.30岁，女性平均为70.65岁。40年来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提高了大约1倍，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显著标志。但是，应该指出，我国人口的先天素质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提高。

    我国新生儿中每年出生先天缺陷婴儿30多万。新生儿缺陷率最高的省为20.5％，最低的省为8.5％。湖南武陵源一个山村，1300名村民中，痴呆傻人103名。贵州有个苗族乡，350名已婚妇女有175名与本乡男性结婚，全乡痴呆傻人57名，其中先天痴呆傻人46名。主要原因：一是近亲结婚和婚姻圈小，平均不到50km。二是由于缺碘、缺硒引起的克汀病和克山病等地方病所致。

     1987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我国五类残疾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共有残疾人5164万，其中视力残疾755万、听力语言残疾1770万、智力残疾1017万、肢体残疾755万、精神残疾194万。五类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有残疾人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18.1％，其中先天残疾者占20%。0至14岁的残疾儿童817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与生俱来的病残儿。智力残疾者1017万，其中先天智残者也占一半以上，智力低下儿童（即弱智儿童）400万。有人估算，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从哺育、医疗、管理到社会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平均每人每年约需2500至3000元。仅智力残疾1017万人中，大约有重残者250万，依此推算，仅这部分人社会和家庭每年就需投入70至80亿元。残疾和贫困是孪生兄弟。全国地方病流行严重的109个县，有94个贫困县。

    从后天的教育因素看，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高低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因此，教育程度是考查人口后天素质的主要指标。

    据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每10万人口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比1982年有较大提高，全国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比例比1982年降低了6.93个百分点。1995年又比1990年下降3.87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我国教育事业和扫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一定提高（图4．1．8，4．1．9）。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的整体文化科学素质仍然较低。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不足五年。全国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1.8亿，约占总人口的15.88％；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高达44％。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者仅占总人口的1.422％。工业部门中工程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2.8％；工人中80％的人文化程度达不到初中程度。人口的文化素质地区间有明显差异：北京文盲率最低，约6.38％；上海、天津、吉林、辽宁、广东等省均在8％以下。西藏文盲率最高40.01％，青海、甘肃、云南、贵州都在20％以上。

    （八）计划生育的成绩巨大而任务艰巨

    中国从70年代初以来的20年，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90年的21.6‰；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1个下降到1990年的2.3个。20年全国大约少生2.4亿。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首先，按当前的消费水平计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6岁，城镇需要21391元，农村需要10520元。一般说国家和集体承担30％～40％，家庭和个人承担60％～70％。依此推算，国家和家庭承担的抚养费节省了大约3.6万亿元。其次，人口增长缓慢，缓解了国家就业、资金、粮食、能源、城市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紧张局面，缓解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安定团结都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最后，70年代初以来的人口控制的成绩，从长远观点来看，不仅是这20年减少了大量新出生人口，而且由于人口的惯性，在今后很长时间里还将继续减少相当数量的新出生人口，对控制今后人口的增长幅度，对中国今后人口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是人口基数过大，即使坚持计划生育，由于人口惯性推动，人口总数也将继续增长。二是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的束缚，农村人口短期内不可能很快下降。晚婚晚育在农村阻力很大。据民政部婚姻管理司调查，80年代初以来，全国未婚同居，造成事实婚姻的人数占已婚人数30％左右，且呈蔓延之势。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调查，1987年全国有610多万人没到法定婚龄而结婚，导致250万人早育，占当年出生人数的10％。三是人口素质差的局面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必须加强。例如，1986年青少年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72％就是最好的说明。四是控制人口增长的负作用过早到来，致使我国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一方面，我们不仅要为过去人口剧增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我们也将为今天的人口控制付出可观的代价。据预测，200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总数将达到1.3～1.4亿，占总人口的11％；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总数将达到2.8～3.0亿，占总人口的20％。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中国将步入老年型国家行列，国家、集体和家庭都将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
　　本文标题：人口及其问题-人口与经济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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