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人口为5 987万，相当于西汉时的人口峰值。到了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猛增至4.01亿，400年中人口增长了近6倍。人口过速的增长使原已紧张的人地矛盾加剧，因而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与边疆垦殖的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广大平原地区，因可供耕垦的荒地已经告罄，而围湖造田又加剧水患之害，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充分利用土地和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因而农业经营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其主要措施之一是大力推行多熟种植，努力提高复种指数。这一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普遍形成了二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制；多种形式的一年二熟在长江流域渐居主导地位；双季稻栽培由华南扩展至华中；珠江和闽江流域部分地区发展了三季稻栽培。耕作制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促使田间作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安排与配合更为紧密，也促进了栽培、灌溉、施肥和病虫防治等技术的发展。套犁深耕、浅耕灭茬、沙田栽培、亲田法、看苗施肥、小麦移栽等技术多形成或完善于这一时期。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土地，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甚至创造了集多种经营为一体的人工生态农业，如太湖地区农、牧、桑、渔的互养，关中地区粮、草、畜的结合及珠江三角洲农、牧、鱼、副结合的桑基鱼塘。以桑基鱼塘为例，一般做法是将洼田挖深为塘，泥覆四周为基，基上种桑，塘中蓄鱼，桑叶饲蚕，蚕屎养鱼，塘泥鱼粪肥田，粮食增产养畜，充分利用水陆空间和自然资源，使动植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常处在一种良性循环之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至今仍被认为是传统生态农业的典范，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明清时期，我国畜牧业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培育出了很多著名的畜种，如西北的“伊犁马”、四川“建昌马”、云南“乌蒙马”、贵州“水西马”和陕西“秦川牛”、河南“南阳牛”等。猪、鸡优良品种则更多，如广西“陆川猪”，可重达100kg以上。因这种猪耐粗饲，早熟易肥，且繁殖力高，抗病力强，18世纪传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地方品种杂交育成波中猪和白色撤斯特猪。中兽医方面，色脉诊断学有重要发展，这在明代《马书》和《元亨疗马集》中有详细记载。

　　在林业方面，植树育林被广为提倡，对经济林木直播与插条嫁接及育苗技术的研究更加深入。林产品的利用与加工有新的进展，白蜡、乌柏经济价值的发现丰富了林业的内容。

　　总之，明清时期，因种种原因我国农业未能向近代农业过渡，而是沿着原来的道路向纵深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趋于定型。但它的潜力已尽，若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来一次新的农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