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论学派的基本观点有一演变过程。起先认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国家、地区间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类型和经济特点等方面的各种差异，都是由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决定的。这一观点最初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的成功，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革命，促使在科学领域内朴素唯物主义同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和神学观点展开激烈斗争，并占了上风。以法国哲学家、法国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孟德斯鸠（1689～1755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神”的意志，而是地理环境。孟德斯鸠在他所著《法意》一书中，用气候条件来解释人类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各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的地区差异：“异常炎热的气候会损坏人的力量和勇气，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动。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各民族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同一国家各部分之间”。于是，他得出结论：“气候炎热的地方的各民族的懦弱，差不多总使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而气候寒冷地方的各民族的勇敢，却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社会内部各要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认为自然环境只是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法律应考虑这种因素。这就率先勇敢地向宗教神学观点发起了挑战，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故又称“地理唯物论”，在历史上显然曾起过进步作用。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来说，开始对人地关系规律的研究。就应格外强调尊重自然，以便能够持续地向大自然索取人们所需的物质和资源，这在地理学思想史上是占有应有地位的。后来，人们对孟德斯鸠提出的这一思想长期存有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有人则认为它是与地理学理论毫不相干的一种社会学说；有人维护它，发展它；有人则批判它。所以有必要对它作公正的评价。历史证明，用地理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地理唯物论是有害的。尤其在当今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自然环境被破坏到已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作用是迫切需要的。在人地关系新形势下，我们应该赋予地理唯物论以新的内涵。
稍后时期，近代地理学的两位奠基人之一、人文地理研究早期理论的开创人、德国的K·李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年），曾集中注意致力于研究自然环境和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地理学的中心原理即“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并认为，“人民生活特点与自然环境特点相符合，只要认识了自然界。即可判断人民的命运，因而地理环境决定人生活动，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足以反映出，近代地理学前期的哲学基础乃是西方自然科学共有的机械唯物论，在地理学中则明显地表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一时曾广泛盛行于当时人文科学的研究之中。如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克尔在其所著《英国文明史》一书中，用100多页的篇幅，专门论述气候、土壤及自然界对社会组织、个人气质的影响，并把个人的民族特征归之于自然条件的作用。他说：“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在印度）使人产生一种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在希腊）时，就使人早期发展了理智。”“生活在极北纬度的人民从来不曾有过温带地区居民那样卓著的稳定的事业。”他还进一步论证气候不仅刺激人或使人衰弱，也影响着人的工作与能力的坚定性，等等。又如俄国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水的因素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培尔即认为河流是“滋养文明的动脉”；历史学家梭洛维约夫则认为，河流及河流系统决定了俄罗斯国家领土的历史的划分；政论家、社会学家密奇尼柯夫（1838～1888）在其《文明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中，则把交通水道——大河、大海和大洋之存在，看作是决定社会生活及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并曾依据交通水道来研究历史的划分时期。
但是，正式把地理环境决定论系统地应用到地理学中来，创立一种学派的，应当说是K·李特尔的弟子、德国地理学者F·拉采尔（Friedricn Ratzel， 1844～1904）。他曾任德国来比锡大学教授，原是学动物学的，深受当时C·R·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他的代表作《人类地理学》一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人口分布、迁移、民族特性以及文明中心的影响，是第一个系统地说明文化景观概念的学者，对人文地理学作出了贡献。他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和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他把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归结为四个方面，即：①直接的生理的影响；②心理的影响；③对人类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④支配人口的迁徙及其分布等。总之，在他看来，地理环境是“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在另一本著作《政治地理学》中，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提出了国家有机体和民族生存空间的概念，后来被作为法西斯地缘政治学的所谓“地理依据”，成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进行辩解的“武器”。 F·拉采尔的女弟子、美国地理学者E·C·森普尔（Ellen ChurchillSempl 1863～1932）把F·拉采尔的这些观点传播到美国，在她的《地理环境之影响》和《美国历史及其地理条件》等著作中，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体质、民族发展与国家历史有决定性影响。她认为，象沙俄这样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滞缓，不是因为存在着封建残余，而是由于“种种地理上的原因——气候严寒、雨量缺乏，欧亚间的边境位置使其常受游牧民族的攻击。”不过，她扬弃了F.拉采尔关于国家有机体的观点，对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生理、精神、社会经济和人口分布及迁移的影响作了具体的分析，并且认为，自然环境为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等生产活动所提供的可能性，才是人地关系的本质。
人生地理学由地理唯物论派生而来，它把研究对象规定为只是自然与人生的关系，故也称人地相关论、人地关系论。它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环境虽足以影响人类的活动，人类亦有操纵与征服环境的能力”。又认为，“环境包含着许多的或然性，这些或然性的利用，则完全依赖于人类的选择”。显然它摒弃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必然论”，一改而为“或然论”。这种“或然论”并非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但其提出与传播，对决定论都是很大的冲击。
人生地理学最初是19世纪通过K·李特尔的立说宣扬、F·拉采尔的系统著述逐渐形成的，到 20世纪初，则由法国地理学先驱 P·维达尔（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年）及其弟子J·白吕纳（Jean Brunnes， 1869～1930年）集其大成而加以发展。其基本思想，是认为人地关系乃是相互的，而不是片面的。J·白吕纳曾把人地关系的事实按所谓“纯然地学的”分类原则，分为三纲六目，即：第一纲，地面上的建设事业之不能生产者，包括第一目房屋与第二目道路；第二纲，动植物的利用事业，包括第三目耕种与第四目畜牧；第三纲，经济上的破坏事业，包括第五目动植物的乱杀滥伐与第六目矿物的开采。为了验证“自然与人生间严正的地理关系”，他特别强调研究孤立的小区域的重要性，选择了所谓人类社会中的小岛（如海岛、寒带森林或赤道雨林中人类居住的小岛——林岛，广漠平原间孤立的山地——山岛等）进行考察。这样的区域研究固然忽视了区域间的相互联系，但却倡导了根据区域观念研究人地关系的思想。特别是P·维达尔和J·白吕纳提出了以人地相关论为基调，以地球表面经济实体为主要内容，以区域为归宿的人文地理学。他们揭示了人类有能力足以改变地理环境的事实，认为地理环境虽足以影响人类活动，人类也可以适应、利用乃至改变地理环境，这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对后来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以至整个地理学的研究，都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K·李特尔另一位学生李希霍芬及其弟子A·赫特纳，更认为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A·赫特纳并曾提出区域地理样板，包括区内的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和人类活动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这在以后便成为区域地理研究的原始规范。如果说F·拉采尔和P·维达尔、J·白吕纳是从人地关系的研究方面推进了地理学的发展的话，A·赫特纳则主要是从区域研究方面发展了地理学，而其区域地理样板乃是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学派的基本源流。
区域地理研究在俄国，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有着自己的传统，同时也受到德国A·赫特纳等西方学者理论观点的影响。这种情况使其经济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学派相继崛起，各种学派之间的争论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其中区域学派同部门统计学派之间的争论尤为突出。还在前苏维埃国家建国初期，以B·D·杰恩为首的部门统计学派，认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过是以部门统计的形式去解释个别国民经济部门的情况，完全忽视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孤立地堆砌各个工农业部门的原始统计描述，而不分析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不同的两种制度也不加区别，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原则去研究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经济区划。以H·H·巴朗斯基和H·H·科洛索夫斯基为首的学者，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参加了国家计委的经济区划工作，于30年代初形成了作为部门统计学派对立面的莫斯科大学经济地理的区域学派。区域学派主张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区，重视自然条件的评价及区域特征的分析与描述。1934年，联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在中小学进行地理教学的决议，更使区域学派成了苏联经济地理学界的官方学派。但是，50年代中《哲学问题》杂志的总结，又使区域学派的处境陷于被动。直到后来B·A·阿努钦以他的著名论文《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挑起论战，并在苏共中央宣传部的出面干涉下，区域学派才在击败争论的另一方面之后重新处于主动地位。
本文标题：近代科学经济地理学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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