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人口问题

非洲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人口膨胀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的几百年中，非洲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十分缓慢，甚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500～1900年间，世界总人口数增长2．8倍，非洲仅为1.4倍，非洲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因此大幅度下降，充分显示出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尤其是罪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人民造成了何等深重的灾难。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部改善，非洲人口的增长率显著提高，并超过了世界平均数，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因此逐渐回升。50～60年代，大批非洲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趋于改善，与此同时，人口增长也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尤其是自70年代以来，世界其他各洲的人口增长率都已逐渐减缓，而非洲却仍在明显上升，二者对比十分鲜明。

表7－1 几个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对比（‰）

非洲的人口再生产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尤其是高婴儿死亡率的特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非洲的人口出生率始终保持在45～48‰的高水平上，不仅大大超过其他各洲，而且前后变动甚小。1991年仍高达44‰。但上述期间内，非洲的人口死亡率却从25‰左右降至14‰，变化相当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几种过去危害最烈的急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的结果。正是死亡率的下降，导致非洲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断上升。然而，若与其他各洲相比较，非洲人口的死亡率仍是明显偏高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更高的人口出生率，否则非洲人口增长率与其他各洲的差距还要更为悬殊。例如，1991年非洲的人口出生率比拉丁美洲高16个千分点，但自然增长率仅高出9个千分点，这就是死亡率也超过7个千分点的缘故。

目前，非洲正处于前所未见的人口膨胀期。1991年，全洲总人口已达6.77亿，比1968年增长1倍，只用了短短23年人口总数就翻了一番。现在预计，到2016年前后，非洲人口数还将再翻一番，达到13.5亿。到2100年，非洲人口将增至25亿，那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25％，而目前仅为12.6％。

关于未来非洲人口再生产的形势，撇开一些社会因素不谈，至少有两点应予强调指出。一是由于前一阶段人口的高速增长，目前非洲的人口特别年轻，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即占总人口45％，大大超过了33％的世界平均数。因此将不断有大量的人群相继进入婚龄育龄期，这势将造成延续数十年的生育高峰。世界上其他各大洲的人口2010～2030年间陆续进入静止或相对稳定阶段，而非洲则要晚几十年。其次，是目前非洲人口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还明显偏高（1991年为102‰，世界平均值为68‰），随着未来社会的进步，这一状况肯定会逐步获得改善，而这种改善在相当程度上将抵消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即非洲的人口膨胀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在非洲各地区之间，人口再生产形势有一定的差异。北非与撒哈拉以南地区相比，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故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都低一些；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北非国家节制生育的工作初显成效，突尼斯、埃及、摩洛哥三国已婚妇女中已有35～50％的人采取节育措施，致使出生率有所下降，1981～1991年间全区人口总数仅增长28％。而撤哈拉以南地区除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少数国家外，已婚妇女节育率均极低，上述10年间全区总人口因此猛增了43％。

除少数国家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为今世界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典型。1991年全世界出生率超过50‰的11个国家有10个在非洲，最高的马拉维和乌干达均高达52‰。撒哈拉以南各国在人口死亡率上的差距比出生率大，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在非洲以外的所有国家中，1991年死亡率超过20‰的只有一个国家（阿富汗），而在撒哈拉以南，却多达6个，其中的几内亚比绍，更高达23‰；而一些社会经济环境改善较快的国家，死亡率就低得多，如肯尼亚和毛里求斯均只有7‰。由于上述差异，几内亚比绍等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很高，一般仅在20‰左右，相反，肯尼亚却以38‰居于世界的最前列。目前预测，从1991年到2025年，世界总人口尚要增长0.6倍，非洲人口要增长1.4倍，而肯尼亚、科特迪瓦、卢旺达、赞比亚等国则将达到2倍以上。

非洲人口高速度增长的原因 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除此以外，一些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有影响。就非洲而言，人口的高速度增长除了有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似的背景外，还有本洲的一些特殊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经济因素方面，非洲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导致人口高速度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种状况下，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质量的提高，它直接刺激着人们的早婚多产。由于经济落后，无力兴办必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制度，生老病残的供养只能依赖家庭成员，也促使人们产生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

（2）在政治方面，自各国获得独立以来，各项事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少国家从增强本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考虑，希望人口有一个大发展。

（3）在社会因素方面，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不仅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民族和部族，而且农村在社会结构上长期保留着部落或村社制度，酋长、头人们掌管着政治、经济大权，他们为增强本民族、本部落、本村社的实力，也热切希望人口不断增多。典型的例子如尼日利亚，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计有250多个大小民族和部族，最大的是北方的豪萨族、南方的伊博族和约鲁巴族，它们有着三足鼎立式的竞争关系。1962年该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一些南方的政治家曾希望南方的人口超过巨大的北方，这样在议会的选举、收入的分配等方面都有好处，当公布数字与此相反时，他们极感失望，并企图否定普查数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切实推进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将是困难的。

（4）在婚姻制度和生育意愿方面，非洲受传统生产方式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因素影响，一向具有结婚早，离婚少，生育率特高的显著特点。女子在16～20岁时基本上都结婚了，从此进入长约30年的生育期，与其他各洲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非洲妇女的生育开始得早，结束得晚，总和生育率因此很高（1991年为6.1，最高的卢旺达为8.1，世界平均仅3.3），这一点同人口年轻，育龄妇女比重大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非洲的高出生率。此外，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妇女极少参加经济活动，也必然增大其生育率。

（5）非洲文化落后，文盲率极高，也妨碍了控制人口增长工作的开展，加上不少国家不重视对节育知识的宣传，故已婚夫妻避孕和节育率很低，在撒哈拉以南的多数国家中，迄今仍只有1％左右，生育实际上完全处于自流状态。

（6）非洲极高的婴儿和幼儿死亡率（在撒哈拉以南，有1／5甚至1／3的儿童活不过5周岁）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的高速度增长，但另一方面它又增大了人口出生率，原因就在于父母都有多生保险的心理，如在埃及，人口学家发现高出生率是同婴儿高死亡率紧密联系着的，很多父母因此就通过生8个来保证自己有5个子女。此外，婴儿死后，中断了哺乳期，母亲就会很快怀孕。

（7）非洲存在着人口以及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它造成了大规模不受国境线限制的人口迁移，客观上减轻了一些地区的人口压力，从而降低了它们节制生育的紧迫性。

（8）目前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把人口政策的侧重点放在加强医疗保健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上，这样做无疑是必要的，但必然因此出现较高的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长过快给非洲带来的消极影响 非洲大部分地区有着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目前就整个非洲或多数国家来说，人口密度并不算太高，只要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开发，非洲不仅可以供养比现在更多的人口，而且其生活水平会比现在大大改善。从非洲的现状来看，经济、文化都还相当落后，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能就此认为人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恰恰相反，我们认识人口状况同生产力发展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而在分析人口状况时，除了数量、增长速度和构成外，还要重视生理素质、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当一个国家还处于发展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比较微薄的时候，人口数量过多，增长过快，人口素质又不高，就势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有时甚至会形成尖锐的社会问题。应该说，目前的非洲在这方面是比较典型的。

自50～60年代大批国家相继独立以来，非洲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另一方面，人口状况与之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某些国家，问题尤为严重，对此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1984年1月，在第二次非洲人口会议上，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发表讲话时说：“非洲人口无限制地增长将破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非洲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有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粮食短缺，粮荒严重。应该承认，近二三十年来非洲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状况是不令人满意的，多数国家虽有发展，但赶不上人口和对食品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少数国家连绝对产量也趋于下降，结果非洲人均占有的食品数量多年来一直在减少。在60年代的前半期，非洲占世界谷物总产量5.21％，比殖民统治时期有了明显上升（1934～1938年间占4.61％）。但此后因多种原因发展速度减慢，1969～1971年间为4.96％，1979～1981年间为4.47％。从1982年起，多年来罕见的旱灾使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受到毁灭性打击，1983～1984年间谷物产量占世界的比重竟降至3.8％。拿这个数字同非洲人口占世界的比重11％相比，足见其差距之悬殊。近年非洲农业生产在大灾之后有所恢复，但在1988～1990年间谷物产量亦仅占世界4.90％。

从人均谷物产量来看，1962年非洲为186公斤，每人每天有0.5公斤，基本满足需求，这时全洲约55个国家和地区中谷物自给的有25个。1970年非洲人均谷物产量降至169公斤，1980年为151公斤，谷物自给的国家和地区亦减至10个。70年代初非洲每人每天平均摄入的营养比生理需求量低10～20％，70年代末已达到30～40％。到发生特大旱灾的1984年，非洲人均谷物产量降至117公斤，比1962年减少了69公斤，或37％，致使全洲40％的人口陷于粮荒，数百万人饿死，若不是国际上提供了大量紧急援助，情况将更为严重。1988～1990年间非洲人均谷物产量为138公斤，亦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四成。

应该指出，近二三十年来非洲包括食品在内的整个农业生产从总的看来是逐渐上升的，1990年与1961～1965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全洲食品生产指数上升了76.3％，与世界平均增长幅度相差并不大。但同期内非洲总人口数却猛增了120％以上，致使按人均计算的食品生产指数下降了20％。相反，同期内世界人均食品生产指数却上升了16.４％，非洲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人口增长速度的快慢不能不说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

从各个国家来看，有不少情况甚至更为严重。以1990年与1960年相比，在有可比统计的48个非洲国家中，人均商品性食品生产指数下降的有36个；有几个国家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博茨瓦纳、安哥拉、冈比亚、莱索托、莫桑比克、塞内加尔、苏丹、乌干达等，降幅竟达到1／3，甚至2／3；考虑到原来的消费或营养水平就不高，再经过这样连续的大幅度的下降，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为缓解燃眉之急，非洲国家除广泛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外，还不得不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各类食品，其中谷物总进口量由60年代的年均430万吨猛增到1980年的1800万吨，1984年更高达3062万吨，1989年仍达2821万吨，成为经济上的沉重负担。许多国家债台高筑，与此关系至密（1989年非洲谷物进口耗资59亿美元）。

目前，非洲人口还在迅速膨胀，但农业生产因投资不足，自然灾害频繁等原因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因此人们预计非洲的粮食问题还将继续存在，其中谷物自给率自60年代初到1989年已由97％降至75％（大丰收的1985年亦仅为74％），预计本世纪末还将进一步下降到50％。

非洲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有关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生态平衡日趋恶化。生态平衡问题固然有一定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但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生态平衡的恶化在非洲主要表现为自然植被破坏，土壤侵蚀，肥力耗减，沙漠扩大，以及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等。其中自然植被破坏是主要症结，它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因人口压力过大以及开发利用不当所造成的滥垦、滥牧和滥伐。受生产力水平所限，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一向盛行迁移耕作制度，每实际耕种1公顷土地就要有1～5倍甚至15～20倍的撂荒地供其轮种，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本来就很严重。当人口密度增大后，一方面不得不缩短每块土地的休闲期，其自然植被和天然肥力因此无法恢复；另一方面不得不尽量扩大耕地面积，其代价就是森林和草原的破坏。牧民因人口增长的需要，也力求扩大畜群，造成草场放牧过度而日益退化甚至沙化，牧畜食草不足只能啃食灌丛树木（主要是金合欢属），使林木遭到破坏。此外，撒哈拉以南地区一向以薪柴为基本能源，占了木材总砍伐量将近90％（世界平均不足半数），对森林的破坏也十分严重，这一切都导致非洲森林面积的锐减。据统计，有的国家如科特迪瓦、多哥、冈比亚、尼日尔等在1974～1989年短短15年内，森林面积减幅均达1／3左右。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西非、东非广大地区内的森林就将所剩无几，其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上述过程的结果之一是非洲的沙漠化日趋严重，吞噬了大量的农田和草原（30～70年代的半个世纪内即达65万平方公里），迫使成千上万的农牧民丧失家园，不得不流往异乡，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其他地区的人口压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里塔尼亚，在1960～1991年间，其人口由95万猛增到210万，而沙漠和半沙漠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亦由2／3升到98％，目前除首都努瓦克肖特一隅之地外，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水了，有的西方人士已就此悲观地提出再过若干年这个国家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

自然灾害愈演愈烈也与植被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尤以旱灾为甚。本世纪以来，非洲共发生过3次延续多年的特大干旱，第一次是1907～1916年，第二次是1940～1949年，而第三次自1968年开始，基本上没有大的间歇，竟一直延续到1987年，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在第三次大旱中，1968年西非撒赫勒地区的年降水量比正常年份减少了30％，1972年减幅达到45％，而到旱情达到顶峰的1984年，埃塞俄比亚的降水量竟减少了60％，由此足见灾情之愈演愈烈。非洲一些地区之所以一再酿成使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粮荒，生态恶化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非洲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对社全经济环境造成的其它消极影响还有不少，如由于要满足大量新增人口的需求，减少了用于发展的资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改善人口素质也很不利，而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在供应、就业、住房、卫生、治安等许多方面造成的问题尤为棘手。这类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里往往具有普遍性，这里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