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地貌类型及其分布与我国现代地理环境是完全相适应的。此外，在近代地质发展史上，我国气候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变迁，古气候条件下所产生的地貌在一些地区遗留下来，表现着与现代外营力作用不相适应的形态。例如，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地区，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遮普惹山和昂章山上，有峰林和落水洞等喀斯特地貌存在；在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和华北地区普遍堆积有第三纪三趾马红土层；在云贵高原有深厚的红色风化壳；在内蒙古、新疆干旱区有与近代流水侵蚀作用不相适应的宽阔河谷、湖滨和河流阶地、发育良好的水文网等地貌形态；我国西部海拔2700—3500米的山地，还常可见到第四纪古冰川作用的遗迹等。这使得我国地貌更加复杂。长江以南地区，基本上继承了第四纪以前湿热的热带、亚热带环境，塑造地貌的地表营力中，化学淋溶作用得以继续进行，流水作用也从未间断，使得红色风化壳深厚，红层地貌与岩溶地貌得以保存和发展。我国其余地区，由于气候的变迁，地表营力和地貌形态较地史时期（主要是第三纪及第四纪初期）都有所变化。
三、地表组成物质因素
我国地表的组成物质千差万别，分布复杂错综。由于地表物质的不同，抗风化、侵蚀的强度不一，在一定的外营力作用条件下，可以发育成形态各异的地貌形态。
我国山地众多，岩浆岩和变质岩常大面积出露，由于岩性致密坚硬，或经再结晶使刚性增强，常构成崇山峻岭、危崖陡壁。其中，侵入岩以花岗岩分布面积最广，山地中多有分布，与多旋回岩浆频繁活动密切相关。花岗岩坚硬致密，抗蚀力强，经断块抬升，往往形成高峻山地，如秦岭的太白山、湖南的衡山、山东的崂山、浙江的天目山、广东的罗浮山均为花岗岩山峰。奇峰峻峭的黄山和华山，因系花岗岩株构造，山势更显挺拔。
地表出露的喷出岩以基性的玄武岩分布最广。多为第四纪火山频繁活动喷发形成的玄武岩熔岩流，以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一带分布最广。大面积玄武岩熔岩流常构成阶梯状的熔岩台地，如长白山地、张北高原、海南岛北部等。此外还分布着火山锥、火口湖、熔岩垄岗等多种火山地貌。
各类沉积岩分布广泛，占我国陆地面积的3/4，常形成一些特殊的地貌形态。在长江以南地区，从白垩纪直至现在，气候湿热，故在中、新生代陷落盆地中堆积了一套陆相为主的红色岩系。坚硬而层厚的砾岩、砂砾岩，因流水沿裂缝和节理侵蚀，形成许多峭壁悬崖、石峰林立的丹霞地形；而岩性比较松软的砂页岩，因流水侵蚀而形成比较低缓的红色丘陵，构成了江南独具一格的红层地貌。在云贵高原、广西一带，古生代碳酸盐岩深厚，形成了峰林、溶洞、地下河等喀斯特地貌类型。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的第四纪黄土，构成了独特的黄土地貌区。黄土未经充分胶结，质地疏松，易被雨水冲刷和流水切割，沟壑十分发育，地表支离破碎，形成了塬、梁、峁等地貌形态。其中以甘肃中部和东部、陕西北部以及山西的黄土高原最典型。我国北方内陆，沙漠面积广大，沙丘累累，这固然与地处内陆，气候极端干燥密切相关，但和第四纪疏松沉积物分布广泛，具有就地起沙的大量冲积、洪积、湖积物质也有密切关联。
四、人类活动因素
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影响，同时也使地表形态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对地貌的影响较为深刻。我国国土面积中除了约占19％的沙质荒漠、戈壁、寒漠、永久积雪和冰川、石骨裸露的山地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外，其余81％均为城市、工矿、交通、农、林、牧、渔的用地或可利用土地，地表形态无不打上人类活动影响的烙印。
人类兴建的一些工程设施对地表形态有明显的改变作用。早在秦代，我国先民就已在南岭修建了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区域河流地貌发生了变化。黄河下游的人工堤防工程庞大宏伟，形成高于华北平原之上的地上河床，构成华北平原上明显的分水岭。南北各地陆续开凿运河，特别是贯穿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的京杭大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它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东西向水系沟通起来，改变了东部平原地区的水系面貌，新河道的开挖、河道堤坝的修筑以及截弯取直、堰闸修建等都影响和改变着河川流量、水文特征，使河流的侵蚀、搬运、堆积过程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导致地貌形态的变化。另外，广大山地、高原、丘陵上修筑的层层梯田，沿海地带兴建的护岸海塘、防波堤坝以及移山填沟、围湖造田等都显著地改变着地表的地貌形态。大的建设项目，如开山劈岭，筑路架桥，开挖矿山，兴修国防设施等巨大工程，挖垫土石方量巨大，也不断改变着地表面貌。如大的露天煤矿的开挖，常要剥掉煤层上的盖层，大量土石运往他处堆积，对地表形态影响显著；选矿地矿碴与煤矸石堆积起来的小山，起伏相连，也非常醒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愈来愈深刻，对地貌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不合理的利用自然，可导致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灾害性地貌过程的发生和发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黄土高原植被的严重破坏，引起了水土的大量流失，使下游河床淤塞填高，频繁发生河流决口、改道，酿成水患。尤以黄河、永定河下游河道决口改道次数最多，在华北平原上遗留了许多古河道的遗迹。我国南方地区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气候湿热，风化物深厚，当地表植被破坏后，侵蚀速度范围迅速增大。如贵州省，随着森林覆盖度的下降，水土流失面积已由1964年的3.5万平方千米增加到了现在的5万平方千米，全省每年通过河流外泄泥沙总量达5800万吨。除了毁林、毁草外，盲目开垦也是水土流失加剧的重要原因。贵州省很多大于30—40度的坡地都曾被开垦，这无疑使其地表侵蚀作用趋于增强。在我国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长期以来，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滥垦、滥牧、滥伐现象加剧，沙区的天然植被遭到破坏，使风沙危害越来越严重。许多无沙地区被风沙吞没，固定沙丘变为流动沙丘。据史料记载，陕北榆林、靖边一带的毛乌素沙地，至少在唐代以前还是水草丰美的地方，经过明、清两代不适当的耕垦，草原被破坏，流沙南侵，使长城以外数十千米的地带流沙广布。近些年来，我国沙漠化过程又有所加剧。我国对于治沙工作重视，个别地区的沙漠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包兰铁路线上的沙坡头，吐鲁番盆地中的五星乡等地，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又使原来的流动沙丘变为固定或半固定沙丘。
本文标题：我国地貌形成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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