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处在一定时空环境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自从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发展变化。由于中国处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社会走上了一条较为独特的发展道路，在文化上与西方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等并立于世。

    下面，我们就对处在一定时空环境中的中国社会、文化各因子，分别进行简单的勾勒。

    （一）人口

    如果没有人，就不存在社会与文化；如果离开人，谈论地理现象也毫无意义，因此尽管在上一章中已经谈及人口问题，这里在涉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时候，还是不能回避这个基本的问题。《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但只是到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时，才记载了夏、西周、春秋等时期的民数。不过这些记录大体上是不可靠的。大约从秦朝开始，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但普查结果没有保留下来。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总数，这才是中国第一次准确的人口统计，当时政府直辖地区的人口总数约为5959.4万。在此之后，东汉和隋都为5千多万，至盛唐时人口峰值可能达到8千万以上，北宋时已突破1亿。由于战乱等原因，从南宋到元，人口总数有所回落，元朝人口最多时大概在8千多万，而到明代的中后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人口峰值接近2亿。这个数字到清乾隆晚期开始被超过，当时人口接近3亿。到鸦片战争后10年（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达4.3亿，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民国初年，而到1949年底时，人口总数在5.4亿左右。

    虽然上述历史时期的人口统计往往不包括周边少数民族，但疆域的不断扩大显然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夏代不足论，商之统治中心区不过包括今天的鲁、豫、秦、晋南及冀南，对周边方国没有直接而严密的控制。西周疆域北至燕冀，南至长江，东至海岸、西至秦巴一线，人口数字当有增长。秦朝一统，疆域主要是向南北扩展，北至辽河-阴山一线，东至于海，南至岭南，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对域内的直接而有效的控制，使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有了可能。汉以后，对西北、西南地区的控制更加直接，甘、宁、云、贵等地的人口也有了进入统计的可能。当然导致人口增减的重要原因是社会的安定与否。我们可以看到，各历史时期人口峰值大都出现在盛期，而人口的锐减或起伏不定往往是由于战乱。

    在汉代，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是关东（每平方公里百人左右），其中济阴郡达每平方公里262人（图5．1．3）。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有今浙南、福建、两广、贵州、甘肃等，密度在每平方公里0.5人到2.9人左右。到唐天宝年间，长江以南地区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许多地区的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50人，一些地区（如浙江北部和中部）达50～100人，个别地区达100人，甚至200人以上（如今南京地区及成都平原）。到明代，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人口最稠密的太湖流域达每平方公里数百上千人。密度在每平方公里百人的地区，南方比北方多十几倍（图5．1．.4）。全国人口分布已不仅是南重北轻，更明显的是东重西轻，而且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二）经济

    人口总数和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所占空间的自然环境，而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也限制着一定的人口规模。一定区域内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更大规模的资源开发、自然改造。

    就两千年来的历史时期而论，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大体可分为渔猎采集、畜牧和农耕三个主要类型，其中各自又可分为若干亚型和次亚型。渔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主要限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山林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交汇处；畜牧经济文化区包括大兴安岭以西的内蒙古草原、新疆、青藏高原大部；农耕经济文化区包括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黑龙江和台湾，南到海南岛的大片地区，其中在西南到华南个别地区有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和山地耕猎型，西北有绿洲耕牧型，南部和东南部有水田稻作型，中、东部地区为平原集约农耕型。

    这些区域经济文化类型空间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时间的变化。司马迁曾把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中国分为四个经济区，但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在今山西龙门山沿汾河向北，经太原至北京出关一线，此线西北即为畜牧经济文化区。而长江，甚至淮河以南的农业还不很发展，许多地区还属渔猎采集经济文化区。《汉书·王莽传下》说，“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汉魏以来，虽然游牧区继续向西、北退缩，北方农耕区在进一步扩大，但发生明显变化的是长江以南地区。隋朝开凿大运河，客观上有利于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虽然关中还是一片“沃野”，但也已“常转漕东南之粟”了。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更刺激了南方的经济发展，江浙一带人口猛增。到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如两湖、江西等地的农业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时的民谚“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变成“湖广熟，天下足”，就是很好的说明。

    江南地区较好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传统农业经济及相关的经济部门发展，其良好的水路条件和沿海的环境，其日益增大的人口密度造成的生存危机，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比如瓷器，宋时的几大名窑都在北方，但明清时的瓷都却在南方；又比如造纸，汉时可能发明于北方，但唐宋以后的造纸中心都在南方，所以有诗说“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又比如传统的丝绸织品，以蜀锦、杭绸、苏绣等最为著名，实际上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农村已在极大程度上卷入纺织业生产。手工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前提。宋至明清，大多数商业都市位于南方，江南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市镇，并且形成了网络。这里不仅与国内市场发生频繁的往来，而且也有规模较大的海外贸易活动。到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大规模侵入中国以后出现的那种东南沿海地区高度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奠定。

    （三）政治性组织、政治体制及其它政治性因素

    人类的政治性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后来者。当人类的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如阶级、民族、国家形成的前后，至少是氏族公社或部落发展成熟之后，政治生活才加入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政治事务才成为人们必须处理的首要事务之一。

    就内部而言，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产生的；对外部而言，则是为了争夺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加强其政治组织性的结果。私有观念产生后，更刺激了集团间对生存空间的竞争，因此这一时期战争迭起。为了更好地保卫自己的领地和扩大领地，集团内部建立起了防护性的城垣，于是国家出现了。国家出现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集团对空间的争夺发展到新的水平。直到不久以前，这种争夺还大都是非和平性的，是以战争的形式出现的。这是由国家产生时的外部原因所决定的。

    尽管直到明清时期以前，中华帝国的版图或疆界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但仍几经统一和分裂。《荀子·儒效》中说，周初封国71个，经春初时期的大国争霸，到公元前5世纪，变成了“战国七雄”，周边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兴起。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情况也颇类似。例如，两宋时期的政治版图（图5．1．5），此时的宋、辽、金、西夏、蒙古等多政权并立，不仅体现了政权的不同空间分布，还体现了政治制度、政治统治方式的不同，体现了汉、羌、契丹、女真、蒙古及西南大理的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生态环境的基础。不仅较大的政权区域划分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区域的基础上的，一国之内如果地形过于破碎，自然阻隔较多，也有可能在特定时期构成社会不安定和割据分裂的外部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是“啸聚山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是以井冈山为根据地，逐渐扩大了苏区的。他们正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精神指导下，在各省交界的地方建立起湘鄂赣、赣南闽西、左右江、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川陕等几大革命根据地。在这些红色根据地里，实行了一系列革命的政治、经济措施，形成了一个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区，与“白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也是这样的跨行政区划的政治文化区。

    与自然环境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因素还有许多。比如在传统社会中，国土的形状如何和天然屏障的存在与否，往往决定着外敌入侵威胁的程度（中原王朝北部边境的条件使游牧民族频繁南侵，只好通过修建长城作为自然形胜的补充）；又如首都——政治中心地点的选择，关键之一在于是否能够有效控制特定的疆域。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统一王朝都未主动在富庶的南方建都，因为疆域的主要问题都是来自西北。

    此外，各政治因素也必然存在空间差异。除了行政区划以外，在历史上，还有军事区划（如明代卫所、唐代藩镇等），有具司法意义的监察区划（如西汉的州、唐代的道和明清的道）。这些政治性区划的确定和变化，主要依据自然地理、文化系统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正是由于文化区域，甚至政治区域的划分具有上述诸方面因素，因此同一区域中的人就整体而言容易有一种认同感。在中国历史上，以地域划分政治派系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晚明除东林党与阉党之外，还有浙党、楚党、齐党等等。

    （四）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诸方面

    从内涵来说，生活方式可以分为物质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消费方式、闲暇活动方式等）、精神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智能生活、信仰生活等）和社会群体生活方式（家庭、民族、阶级、阶层、国家等生活）三类。这些生活方式又是长期延袭传承下来的，等于风俗习惯。它们都表示人类日常生活的样式、特点。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揭示了生活方式的空间差异。仅以衣、食、住、行等方面而论，北方寒冷地区和南方温暖地区人们的着装就有区别，城市和乡村的服装也有很大差异，沿海地区与内地的服装也会有不同。饮食传统的地区性就更明显。以主食为例，北方食粟而南方食稻，是七千年来形成的差别；以菜肴为例，近数百年来形成川、粤、苏、鲁四大菜系及若干小菜系。在住的方面，北京四合院、江南水乡民居、晋陕窑洞等等，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地方特色。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文化传统有关。比如北方的草帽和南方的竹笠，决定于地方特产材料；北方游牧地区喜食牛羊，沿海地区喜食鱼虾，西南食辣而山西食酸，都与物产和气候环境有关。

    精神文化包含的方面很多，这里只能择要而论。比如语言，今天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主要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印欧和马来-玻利尼西亚五大语系。其中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构成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文化区。这里又可根据主要方言系统分为七个汉语文化亚区，即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和粤语，其中六个分布在长江以南，但使用的人口不到汉族总人数的30％。尽管我们还不能断定语言的空间差异之造成与自然环境有关，但可以肯定，自然环境的因素有助于强化语言的空间差异。在自然阻碍较大的地方，语言交流比较困难，有助于方言的长期保留，而这种情形反过来又会加强此地与外界的文化隔离程度。

    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是文学艺术。文艺创作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地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比如地方戏曲，则有平剧、沪剧、粤剧、山东莱芜梆子、安徽黄梅戏、广东潮汕戏、川戏等等多种。以曲艺来说，东北有二人转，京津有相声，山东有快书，上海有滑稽戏，苏州有评弹等等。而不同的形式就必然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塞外高原地区的音乐曲调往往高亢苍凉，歌词或雄壮威武，或悲切抒情，这与江南水乡的柔和婉转、细腻内在相比，与川、湘等地的欢快跳跃、诙谐直露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内容或取材上，由于文学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源于生活，因此必然带有浓厚的地方特点。比如老舍笔下的旧北京、赵树理笔下的山西农村、玛拉沁夫笔下的蒙古草原、贾平凹描写的陕南山水等等，形成了一个个地方文学流派。

    中国文化上下数千年，历史传统悠悠不绝，一直深刻影响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这个文化传统又覆盖了如此辽阔的国土，包括了极其丰富多样的内容，本节不作详细论述。对于一些重要而有特色的社会文化内容，比如民族与宗教，将作为典型的方面在下节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