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与宗教

民族是人们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在构成民族的诸特征中，地域性无疑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个民族不存在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中，其民族性就会逐渐消失。可以说，在各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因子中，民族是最富有地域特征的，而由于民族的不同，带动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空间差异。从历史上看，宗教与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宗教具有哲学上的意义，能够通过影响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进而影响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和创造物。因此，任何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都有其宗教观念，甚至有些民族就是以其独特的宗教观念而著称，通过特定的宗教使其民族性得到强化。在中国，不同宗教往往以特定的民族为依托，有的宗教文化区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区。

    一、统一多民族格局的形成

    中国境内的民族分异始于何时？依据现存的古代文献和对氏族、部族与民族等概念的区分，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中游有两个彼此来往很密切的氏族：少典氏和有娇氏。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它们的后代黄帝和炎帝曾分别统领着自己的氏族部落，进行了成功的长途东徙。东迁后，他们又各自建立了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了黄帝族和炎帝族这两个部族。相传，黄帝族势力不断壮大，许多部落纷纷来投，与炎帝族发生冲突，导致了阪泉之战。黄帝得胜后转而与炎帝合作，其部落联盟进一步扩大。炎黄文化起源同一区域，原本比较相近，在随后的长期冲突、合作中逐渐融合为一，成为后来华夏族的主体。

    黄帝及其后裔领导的部落联盟一直在黄河中游地区活动，由于当时尚无文字，所以关于他们的业绩只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史记》、《大戴礼》等书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均由传说而来。传说“三皇五帝开天地”，其中五帝即为黄帝和他的后人颛顼、喾、尧、舜。传说中同为黄帝后裔的颛顼和帝喾，分别为高阳氏和高辛氏（氏族），传承而下的两大部族，即太昊族与少昊族。当此之时，在中国大地上，只能说出现了民族的萌芽。

    五帝的时代，至少还有东夷和苗蛮两大部落集团与中原部落集团并存，此外还有许多远离中原的氏族部落。东夷（九夷）部落集团生活在今山东、河南东部和淮河南北。他们与自西迁来的炎帝部落长期杂居，与黄河中游的部落也有很多交往，故而生产力水平与后二者无大差别。苗蛮（九黎）部落集团分布在今湖北、湖南的长江中游地区，又称三苗，传说他们长期与黄河流域的部落不和，经常发生征战。他们应是蛮夷各族的先祖。经过多次文化撞击，他们各自间形成了更为明晰的文化差异，随之孕育出了分异的民族。

    应该说，夏、商、周是中国境内民族形成最频繁、最活跃的时期，华夏族形成于此时，作为许多后代少数民族前身的古代民族也形成于此时，即所谓“蛮、荆、戎、狄”。在此之后，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还有一段继续分异的过程，如东南沿海的越族，后有“百越”之称，逐渐演进成近代南方各民族；又如北方的戎狄，后来逐渐演变为东胡、匈奴等各胡族。在春秋时期，一方面，周边各族正处在十分活跃的形成过程中，所以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之说（《公羊传》僖公4年），而“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正反映了华夏族维护自身完整的努力，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分异所引起的心理震颤。另一方面，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分别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兼并融合了山东北部、山西中部、淮河流域和陕甘一带的少数民族，楚和秦也开始以华夏自居。至战国时，本来就与周王室相距较远的民族，或未被兼并融合的民族，逐渐退到周边地区，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分布格局。

    总的来说，从秦以后，华夏—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形成以后，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其影响日益从中原向四方扩展。周边少数民族或内附融合于主体民族，成为其新鲜血液；或日益僻处边陲，在环境隔绝因素突出的地域内，尽量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比如说，自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北方和西北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多次与中原汉族发生文化碰撞，一部分内迁，与汉族融合在一起，如南匈奴和“五胡”；另一部分则停留原地，或外迁寻找新居地，如北匈奴西迁，引起滚雪球似地民族大迁徙，如羌人大部留居青藏甘地区，成为日后藏族的先祖。此时期汉人大量南迁，融合了居于长江流域的僚、蛮、越各支，由于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与汉族的情况类似，所以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民族融合或“汉化”的速度较快。

    隋唐时期是统一多民族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之求同存异，已完全成为主流，在黄河、长江流域这一广大区域里成熟起来的伟大文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长安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在发达文明的吸引力和与周边民族交流增多的前提下，唐王朝对周边的政治控制增强了。在西域，设立了若干都护府和都督府；在东北，渤海政权与中央政权形成臣属的相对独立关系；在西南，南诏成为唐最为亲密的兄弟之邦；而以前历代联系较少的西藏地区的吐蕃也开始了与中原的往来。

    这个时期以后，虽然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民族文化区的格局却基本上确定下来，汉族没有继续大规模地向外扩展，周边的主要民族也没有整体内附，形成更大程度上的民族融合。相反，随着各族文化的发展，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内，在与汉族农耕文化具有明显区别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南诏、大理（云南）、吐蕃（西藏）、突厥、回纥（新疆）、西夏（宁夏）、渤海、辽、金、蒙古（蒙古——东北）等若干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由政治组织强化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性。显然，今天中国的民族文化区的主要分布格局，或者说民族自治区的分布格局，在那时就已基本形成。

    但是，这些民族几乎都曾进入中原腹地，有些民族还在中原的部分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建立过自己的统治，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深。尽管除建立清朝的满族以外，他们大多退回自己的原居地区，但与汉族文化、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都大大加强。特别是经过元朝和清朝的统治，由于他们是来自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所建的正统王朝，成为汉文化圈的代表，东北、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向心于汉文化中心地区，对中央政府形成较为牢固的行政统属关系才有了可能，上述地区，特别是西藏、青海和天山南北诸地，才成为统一的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到清代前期，今天中国版图内统一多民族的格局终于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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