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差异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统一多民族的格局到清代基本形成。在东部的大片地区，基本上是以汉族为主体，可以概括为汉族文化区，只有东北的一部分，生活着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在东南的台湾省，有高山族等原住民。而主要的少数民族生活地区，分布在中国的北部（蒙古族等）和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即今甘、宁、青、藏、新、滇、黔、桂等省区，在四川、湖南以及海南等省的少部分地区，也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

    在民族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应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杂居状态。且不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杂居，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和东晋南朝时期东南、中南各族的混杂状态，就是晚至宋、辽、夏、金、元时期，北方各地也是民族杂处，因此要想画出一幅区域界限鲜明的历代民族分布图是十分困难的。只是到了清前期以后，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固定，我们才能大体确定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区，那就是东北北部的渔猎民族文化区、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化区和甘、宁、新农牧交错民族文化区、青藏游牧民族文化区、西南农耕及渔猎民族文化区等。

    历史上民族文化区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换句话说，一个或更多的民族形成于、聚居于和活动于此地区而非彼地区，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自然的因素。由于人类起源的地区不同，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区域居民的不同经济生活、不同的风俗习惯，如北部和西北长期形成的干燥多风的荒漠条件、大面积的草原，促使这一地区的居民多实行游牧经济，形成游牧民族，从而“逐水草而居”，食牛羊肉，饮奶茶，居帐篷，善骑射，耐寒冷，性格刚毅而剽悍，音乐高亢而苍凉，这些成为高原地区居民的共同特征。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以及甘、宁、新疆等地区的游牧民族，无论是蒙古族、藏族，还是哈萨克族等，都有这些共同特征。但在这一大的区域内，还有一些民族是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或是绿洲农业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等，他们处在定居状态，文化与前者就有明显区别，主食以农产品为主，文学艺术风格活泼而诙谐。还有一些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比如回族，女真——满族等，后来逐渐从事定居农业，居住区与汉族接近甚至相混，生活方式上也向汉族趋近，民族特点主要靠特定的宗教信仰来保持。

    其次是人种的因素。在中国人中，以蒙古人种居多，古代的华夏族、羌、狄、夷及其后裔都是居于北方的蒙古人种。虽然后来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大量南迁，分布较广，但其他属蒙古人种的民族大都留居北方。南方及西南各族为古代羌、苗及百越的后代，亦多为蒙古人种，但也有部分为马来人种。在西北地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属突厥人种。当然，也有认为后面的这些人种属于亚洲地理人种，即蒙古人种中的不同亚种。由于人种的区别，造成各民族不同的体貌特征、语言等等的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

    此外，还有人为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因素等）。比如长城的修筑，虽出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却也成为民族文化区的阻隔标志；又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倡导“夷夏之防”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往往导致“打出去”，而非“请进来”的策略，迫使一些少数民族长期退居于某一文化落后，或相对隔绝的地区，更容易形成聚居。有人说，少数民族是独立聚居还是与他族杂居，取决于多数人社会或主体民族对其歧视的程度，历史时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也正是迫使少数民族聚居一隅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民族文化区，也即民族文化空间差异的形成和保持来说，自然的因素（包括地理的和人种的因素）无疑十分重要，但人为的或文化的因素却是强化或弱化这种差异的后天因素。以藏族来说，本是羌人的后裔，由于其逐渐定居在青藏高原上，基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之内，在过去交通等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民族之间的交往较不频繁，特别是自隋唐以来，藏族发展起了一套较完整的文化系统，因此强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同样是羌人一支的党项族，后来逐渐东迁，到了与中原文明接近的陕、甘、宁地区，虽然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夏，但逐渐与汉族融合，原来的民族特性便逐渐淡化了。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众多，在云、贵等地，越是地处偏僻、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的民族，其文化传统与汉族差别就越大，民族特性就越能得到保留。而在整个西南大区之中，广西壮族等与汉族生活地域接近，民族文化差别就要小得多；即使是在云南的边疆地区，生活在平原上、从事农业的民族（比如傣族），就比生活在高山上的民族（如基诺）更容易与汉族或其他民族交流。由于西南地区自秦汉时期就有大量汉族人口移入，长期以来又是通往南亚地区的另一条商路，再加上共同的农耕文化，使这一地区民族间的和平交往多于民族间的隔阂和战争。

    蒙古族和满族的情况也颇能说明问题。这两个民族都曾在中原建立过统一的王朝。但蒙古族在消灭南宋，建立元朝之前，“汉化”的程度较低，建元之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原有的、适合游牧民族文化的各种制度，因此与中原汉族文化发生较大碰撞，立朝90余年之后灭亡，并依然退居蒙古大草原，恢复其游牧生活。在其后的明、清两朝，双方多次发生碰撞，但蒙古戈壁依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政府不可能把那里变成农耕之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别依旧，因此蒙古族的民族特性也容易保存下来。相反，满族在入关前“汉化”程度就较高，而且绝大部分满族人口进入关内，与汉族杂居，这一方面使清在统治全国时较为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使满族的民族特性淡化了。

    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差异，在自然地理条件差异的基础上，最为明显的是语言的差异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关于民族语言的差异，是民族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这里无法一一叙述。总的来说，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主要属五大语系，其中除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之外，其他四语系（阿尔泰、南亚、印欧和马来-玻利尼西亚）和汉藏语系的其他语族，均为少数民族语言，它们的使用人数不多，但占据面积较大，如果划分语言文化区的话，它们将与民族文化区完全一致。关于经济文化类型，渔猎采集类型局限于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山林及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交汇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的经济文化属此类型；畜牧经济类型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内蒙古草原、新疆、青藏高原大部，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属此类型。农耕经济类型除广大汉族地区采用之外，维吾尔、回、东乡等族为绿洲耕牧亚型；云贵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苗、彝、高山、黎、侗、憧、瑶等族，分别为山林刀耕火种亚型、山地耕牧亚型和山地耕猎亚型等，还有朝鲜、壮、白等族与汉族一样，为水田稻作亚型。

    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不同。比如处在渔猎采集类型和农耕类型之山林刀耕火种亚型的民族，往往保留着氏族制末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北方游牧民族多食牛羊肉，着长袍、风帽、长靴，住帐篷毡房；南方民族的衣着则少有皮毛制品，女子着裙较为普遍（如傣族和景颇的筒裙、彝族的百褶裙、佤族和黎族的短裙等，湘西土家族在清中期以前男女皆着八幅罗裙），住房则以上下两层的干栏式建筑为主，以适应炎热而潮湿多雨的环境。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十分丰富而又各有特点。文明程度较高、文化传统较长的民族，往往有长篇的英雄史诗，较为原始的民族则保留着古老的神话故事；北方的音乐舞蹈热烈奔放，南方则多细腻婉转，西北则苍凉诙谐；北方及西北民族的聚会中，往往有赛马、摔跤等力量型表演，而西南民族的对歌则是其节庆聚会的特征。

    但是，某些文化因子在一些民族那里具有普遍性，某些则具特殊性，有的民族文化区具备几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有几个民族文化区同属一个宗教文化区。文化的空间定位与民族的空间定位并不见得完全一致，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本文标题：民族与宗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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