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城市战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孙子·谋攻篇·第三》
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于防御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敌劫掠的地区，农民们不顾去地里干活距离遥远，将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寻求集体安全。伊朗的有围墙的村庄，阿特拉斯山脉中的柏柏尔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区，都属于这种居民地。然而，这些居民地并不是聚集着象商业和制造业这样的非农业活动，因而并不是城市居民地。这种城镇实质上是一种转运现象。用以住宿、放置机器、贮存摆放商品、提供服务和信息的建筑物集中在一起，以减少生产、交换、管理和娱乐等活动中的时间消耗。各种活动需要空间，这样非常靠近的有利条件又可能得到发挥了。占据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地区。因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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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在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社会里，未来的征服者为取得控制权，必须要夺占城镇。即使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城镇在物资供给和权力控制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假定这类城镇具有军事价值，城镇位置和布局的选定需要考虑到防御。为从军事上和行政上控制地域和对经济实施监督，城镇大都建在天然通道和人工修建的道路沿线的关键地方。城镇的位置如有较高的战术价值，它的确定往往考虑到阻止攻击和有助防御。塔古斯河上的托莱多，位于一个接近环形的弯曲部，威尔河上的达腊姆，也位于一个类似的弯曲部，这两个都是具有居高临下的环境和场所的极好实例。就托莱多而言，它座落在切入的河谷口上，扼制着峡谷前的最后交叉点，并且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基地，由此出发挫败穿谷溯流而上的企图。达勒姆则位于鼓奈恩斯河东岸的主要通道上。
防止人、马和射弹攻击的建筑上的措施是建墙。为降低建墙费用，最好是尽量限制要包围的区域，这就决定了建筑物密集、布局紧凑。尽管城市街道布局的设计汲取古代马车驾驭者营帐的配置，具有四方格的特点，以便利通行，但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目标是防御，因此决定着街角有壁垒，用以作为一种障碍物，防范重型武器的入侵者，迫使其经常转弯并隐蔽其位于路上的辎重，从而阻制其行动。黑色火药结束了城墙围栅的效用。为经受住炮击或暗中破坏，需要有一定的防御纵深。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城市周围构筑了壕沟和壁垒，配有棱堡，俯视前方，并互相掩护。例如，在位于扼制通往佛兰德通道的利尔周围的沃班，这种防御技巧在工事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然而，一旦城墙或土木工事被突破，由于围攻的人数通常占优势，继续进行巷战必然招致一定的残杀，只有投降才能真正有希望生存。
在城市里，狭窄街道、密集的建筑物为基层单位抗拒中央政府的统治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一旦这种有利的防御条件与影响军队各级的民族政治意识结合起来，它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1792年、1795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街垒，无疑对法国政体的去从产生了影响。然而，它们却抵挡不住残酷的和协同的军事行动，就象1795年拿破仑用炮兵所证明的那样。1916年，英国军队在都柏林重复了巴黎的教训。第二年，觉醒的士兵拒绝镇压圣彼得堡街上的暴动，从而促进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街垒背后，战争和饥饿使之发狂的富有战斗性的城市工厂和运输工人，形成了革命和苏联结构的基础，由此扩大，最后于1917年底开始统治俄国。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巴黎几乎被困死——街上的战斗只是内乱，1914-1918年的战争中，城市中发生的是小规模战斗。在这个时候，房屋和建筑物已开始向野外扩展(大约在1750年大英帝国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比利时、诺尔河流域、鲁尔河流域、西里西亚及各国首都的边缘都在纷纷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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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据城市对国民经济与政权日益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导致利德尔·哈特和杜黑系统地提出了战略轰炸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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