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地理学无论在专业设置、研究队伍、科研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人文地理学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50年代我国全面开展学习前苏联经验和科学思想，但某些领域出现照搬照抄的缺陷，地理学界批判人文地理学显然也与此有关。这次批判对于肃清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地缘政治学等的影响，以及纠正地理环境决定论及其他唯心理论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促使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地理。这次批判也受到了当时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当时部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之一。理由是人文地理学歪曲了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如“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同时认为，人文地理学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剥削国内外劳动人民的实质，散布了殖民地国家人民愚昧、种族低劣、应该被人统治的谎言，甚至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护，人文地理学采用的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等。50年代对人文地理学的批判，曾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从总体上对人文地理学的科学性质、体系、内容、方法论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否定了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同时，把这场批判提到一定的认识高度，认为是一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这一说法影响深远，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以为人文地理学是资产阶级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心理因素在人地关系研究中被考虑就成了唯心论，因而认为其实质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发展的原理，否认社会制度对利用改造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这些论点，使人们再也不敢涉足人文地理学及西方人地观的研究。50年代的批判不但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发展研究实践，以及人才队伍的培养是重大的挫折，对整个地理学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因而尽管这场批判有其合理的部分，但从总体上看，这次批判是不适宜的。

在批判人文地理学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取得了迅速发展。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地理学在国家建设中成长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开展了学习前苏联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先后聘请前苏联经济地理学家巴达邵夫等到中国讲学，广泛译载前苏联经济地理学的论著。我国综合性大学地理系先后设置了经济地理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经济地理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地理学者。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大学地理系师生，紧密配合国家建设，参加社会实践，从事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如50年代参加了黑龙江流域、新疆等的考察以及铁路选线、人民公社规划，60年代参加农业区划、经济区划等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地理论著，《中华经济地理志》即是一项重要成果。

尽管人文地理学受到批判，但实际上地理工作者仍然不能完全抛弃人地关系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农业地理研究和农业区划工作。6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农业区划工作在周立三等老一辈地理学家的指导下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农业区划是根据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生产特点、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进行科学的地域划分，以期为因地制宜制定规划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它的对象是动植物，受到自然条件的强烈制约，因而当时全国各地开展的农业区划工作，都是从自然、经济、技术条件这三个方面来综合研究的，实质上，对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自然条件最为重视。可以说，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农业生产是当时的主导人地观，在这一正确人地关系认识指导下，农业区划才能在我国广泛深入地展开和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也是新中国地理学界的一项巨大成就。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人文地理这门学科客观上不断产生出需求。到了70年代，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迫切要求进行城市规划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规划。几所综合性大学地理系先后办起了城市规划专业，并承接大量城镇体系、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项目。城市地理这一分支学科在这一期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979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李旭旦教授在题为“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的论文中提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部有长足的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经济地理部门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亦应有所改变。”他指出：“人类除经济生活外，也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也不仅限于生产的分布，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的。”

他建议：目前在中国复兴区域地理学的同时，更应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决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的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论题等。这将是摆在我国地理学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吴传钧在广州会议上做了题为“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学术报告，不仅对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历史作了回顾，对地理学最基本的概念如“分布”、“地理环境”、“人地关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而且提出地理学研究的特殊领域“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

广州会议后，我国多数地理学者发出了要大力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呼吁，要求加强这门被长期忽视、大部分已是十分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学科。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在杭州举办了解放后的第一次人文地理学讨论会，会上回顾了我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程，介绍了国外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动向，设想了我国今后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前景，并为此成立了开展有关学术工作的筹备组。1983年5月在南宁再次召开了人文地理学讨论会，强调了开展非经济方面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研究如政治地理、农村地理、民族地理、社会地理等和应用计量方法的必要性。1983年秋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了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以促进工作的开展，李旭旦任主任委员。1984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会议响应教育部的建议，决定于1984年7月在北京举办人文地理讲习班，为大学地理系开设人文地理课程创造条件。

我国人文地理在80年代能够走上复兴的道路，有其客观的外界因素。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人们解放了思想，有可能重新认识人文地理学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开放政策使我国加强了与国际地理学界的接触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看到了国外人文地理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国家建设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第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也促进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人口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城市和村镇的建设、环境和生态问题、旅游事业的发展、边界和行政区划等，都向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待研究的新课题，要求人文地理学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第四，国家的重视和老一辈地理学家的积极推动。国家有计划地推进和提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关键因素。1981年公布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即把人文地理学列为必须加强研究的学科之一。1987年国家教委将人文地理学概论列为地理专业必修课。高中地理课本的中心内容就是讲授“人和地理环境”，教材的最重要特点是恢复了统一地理学的综合性特征，围绕协调人与地理环境关系这个主题，论述资源、能源、工农业生产、人口、城市、环境等问题。增加大、中学校人文地理课程内容的这一措施，对促进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