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109 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根据城镇化的特点,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期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占绝对优势,洋货的倾销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手工业,农村破产加剧,加上战争的破坏,使中国的经济陷入长时期的萧条,城镇人口因此增长极慢,1843~1893年间的年均递增率仅为2.5‰;只是由于全国总人口的减少,才使城镇人口比重由5.1%升至6.0%。19世纪初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为 3.0%,大大低于中国;而 19 世纪末已锐增至 13.6%,超过中国1.3倍。在第一阶段中,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门户,商埠、租界最多,城镇人口比重上升较快,其中长江下游地区由7.4%升至10.6%,华南由7.0%升至8.7%,而广大内地该比重则徘徊在 4~5%之间,变化很小。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在这一时期内迅速崛起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843年其人口仅23万人,在全国城市中居第12位;而1880年即突破百万大关,不久又越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
第二阶段从1895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期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所霸占或“租借”的中国领土也显著增加,建设铁路和矿山的特权是它们竞相攫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一时无暇东顾,相对改善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环境。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和城镇化发展都较为迅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新兴工矿或交通城市的出现,如青岛、大连和哈尔滨,属于帝国主义侵略据点兼工业中心,人口在30年中都猛增了大约1000倍,到30年代初已达到35~38万人。属于工矿业城市的还有唐山、井陉、焦作、萍乡、抚顺、本溪、鞍山等,人口一般达20~30万人。属于铁路枢纽的有郑州、蚌埠、石家庄等,发展也很快,如蚌埠原是小渔村,1908年津浦铁路通车后,人口激增,1926年已达20万人。期内沿江沿海的一些城市也显著扩大,到30年代初,上海人口已达330万人,天津为150万人,广州为105万人,汉口、无锡、南京、南通、沈阳等发展也较迅速。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为数更多的内地城市在这一阶段中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停滞倒退,如 30 年代初古都西安仅12.5万人,尚不及1843年人口的一半。
第三阶段从1931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期内经历了三大事件,即日 寇侵占东北,继而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大规模内战。18年内中国一直处于大动乱中,对城镇化影响较大。日寇侵占东北后,肆意掠夺其丰富资源,从日本和朝鲜移入近200万人,导致城市畸形发展,短短10多年中,各城市都扩大了1倍乃至更多,到1943年,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的人口均达到70~100万人。“七七事变”后,中国半壁河山痛遭沦陷,许多城市人口剧减,南京、徐州、长沙、衡阳、金华、桂林、常德等破坏尤为惨重。由于沦陷区大批居民撤退,内地许多城镇人口激增,如重庆市1937年人口不过27万人,1945年却高达100万人以上。当然,这种“战时繁荣”只能是暂时的,战争结束后,许多内地城市人口都减少了。在3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城市发展完全陷于停顿。
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总数为5765万人,比1843年增长1.75倍,年均递增率不到 1%。只是由于同期内中国总人口增长更为缓慢,城镇人口比重才由5.0%上升至10.6%。而此时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28.8%,中国的差距比以往拉得更大了。
本文标题:我国城镇人口的历史演变--我国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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