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滇、黔、桂广大彝族地区及四川的部分彝族地区渐渐进入了以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态为主导的社会。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阶级关系的结构不同，各地还存在着一些差异。云南的大部分、贵州的部分和广西全部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成为该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土地抵押、典当，特别是买卖关系盛行，导致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与阶级分化。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地主每人平均占有的数量约为贫农每人平均占有数量的7倍以上。地主、富农占有的牛、马、驴、骡等大牲畜较多，各种农具齐全，而贫苦农民的大牲畜很少，农具也残缺不全。这类彝族地区的地主阶级约占当地总农户数的5%左右，贫雇农户约为60-80%。一些彝族地主不仅压迫剥削本民族的农民，而且也压迫剥削其他各族人民。与此同时，许多彝族农民除受到本民族的地主阶级剥削外，也遭受到汉族地主的统治和剥削。但在某些贫困山区，土地集中程度较低，自耕农民占绝大多数。如云南弥勒县第三乡，土地改革时约有村民530户左右，其中彝族占80%以上，整个乡没有一户地主、富农，绝大多数为自耕农民。
在四川部分彝族地区，已进入封建地主制经济阶段的地区主要在今凉山州安宁河两岸、川滇大道附近，以及雷波、马边、峨边、叙永、古蔺等县靠近汉族地区的地方。上述地区有两种情况：安宁河两岸、川滇大道附近及雷波、马边、峨边的边缘区，基本上是从奴隶制经济解体的条件下直接发展到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屏山、叙永、古蔺等县则是“改土归流”后在封建领主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过渡的。在由奴隶制直接发展为封建地主制的地区，虽然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已是封建制经济，但由于它脱胎于奴隶社会，故奴隶制的残余与影响还相当顽固地保留着。
处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彝族地区，近百年来也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19世纪末叶以来，在滇越铁路及其支线沿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出现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些企业由彝族经营。1878年前后，个旧锡矿区有大小彝族资本家20余人。最小的企业拥有工人40多人，大的拥有四五百人，最大的竟达千余人之多。民国以后，在滇东北彝族统治阶级中逐渐形成一个军阀官僚集团，并在1927年起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取得了云南的统治权。其中一部分人建立或控制了一些工商业机构与企业，逐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如他们控制了云南的金融机构——富滇银行，还在个旧及滇北先后建立了个旧锡公司、云南炼锡公司、云南矿务公司及滇北矿务局等工矿企业。除了上述“官商”企业外，他们还以集股或个人名义开办了一些私人的企业。仅在昭通一带，就有“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福鹤公”、“永达”、“庆丰祥”、“同协庆”、“裕通”等十几家商号，主要从事棉纱、油脂、山货、药材的买卖，也进行黄金、白银、枪支的贩卖，并开设了一些银行、钱庄和店铺，垄断了滇东北及黔西北和凉山部分地区的工商业。此外，他们还在昆明、上海及香港等地开办企业、银行或设立办事机构。
凉山彝族地区，还处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和奴隶及一般劳动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关系，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占有和严格的等级和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兹莫”，彝语为“权利”之意，汉语称为“土司”，历史上曾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等级，后来逐渐衰弱，统治区日益缩小。“兹莫”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被“诺合”等级所取代。“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汉语称之为“黑彝”，是凉山彝族社会事实上的最高统治等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是生产资料、土地和“阿加”、“呷西”的主要占有者，与其他等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曲诺”，为白色之意，汉称“白彝”，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介于黑彝与“阿加”、“呷西”之间，占人口的50%左右，人身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住在主子辖区，不得随意迁徙，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的无偿劳役。他们一般占有部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少数富裕“曲诺”也占有部分“阿加”、“呷西”。 “阿加”意为“门里门外的手足”，汉称“安家娃子”，占总人口的33%左右，无迁徙自由，全年绝大部分时间为主子服无偿劳役，主子可以整户的或单个的出卖“阿加”。“阿加”的子女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主子抽作“呷西”，一般有着极少量的土地及其它生产、生活资料。“呷西”意为“主子锅庄旁边的手足”，汉称“锅庄娃子”，是被统治者中的最低等级，约占人口总数的10%左右，他们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买卖和虐杀。主子为其配婚成家后即可成为“阿加”。所有被统治等级成员，皆被统治者称为“节伙”。“节伙”有被统治者的含义，过去被汉族称为“娃子”。
本文标题：彝族详细资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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