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都市人类学与地理条件

　　一、都市人类学的兴起与调查

　　都市人类学在我国亦有长久研究历史，以往虽多从聚落地理学观点进行，但其中实有不少为都市人类学的内容①。但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不大。

二战以后，城市破坏太大，各国都在恢复城市工作，故都市人类学兴起。如岭南大学兼任讲师H．Shaw 小姐（牛津大学博士）即谈及1946年伦敦战后泰晤士河污染严重，生产萧条，政府号召毕业生向海外发展。她即因国内找不到职业，才当香港德士古石油公司雇员，派来广州，因入息少，才来岭大兼课。伦敦定量供应食糖和鸡蛋，即由香港供应，故对伦敦兴起发生兴趣。1985年，在伦敦即作大都市人类学考察。发现战前在非洲迁入黑人贫民区，已因经济发展大为改观，已有改善政治地位要求。而伦敦华人则多为水手后代，读大学的不多，多停留在为生活而劳动的水平，在市区处于低层地位。而伦敦土著，多好逸恶劳，以饮酒唱歌为乐者不少，但多有地位家庭，富家不少，亦多嬉皮士等破落户。故土著人常见衣衫不整、脏手脏脚之女郎。人们每星期入息70～80磅即不再做工了，与华人打2份工的勤劳精神形成鲜明对照①。城市闹事青年不少（如球迷、酒徒等等），故他们与黑人社区对伦敦的发展，包括生产、服务和管理三大部门，都有很大的影响，即每因闹事而成伦敦市不安定因素之一。

    伦敦印度人，我们接触过巴斯（Parsee）人。他们是东波斯袄教民族，曾受回教徒驱逐流亡印度孟买地区。由于教义可吃牛、猪肉和饮酒，以造船和贸易为业，英人占孟买后，即能合作成为英人的助手，故在伦敦亦受英人尊敬。也说他们的祖先是和中国贸易起家的，对广州客人（我们）很恭敬和亲热，当我告知在广州黄埔港内还保存着清代巴斯商人墓地时，他们非常高兴。他们清代称“白头夷”，即用白布缠头得名，今老者仍如此。

    伦敦黑人肤色已略浅，他们多自英属殖民地移入，能操祖家语言。作者曾在电车上目睹一黑人自车顶层落梯，故意撞倒一伦敦土著青年，互相怒视，黑人后竟消遥而去。种族矛盾，由此可见。而作者亦曾为伦敦土著友人约游老城区，亦见一衣衫褴褛少女坐于电灯竿下，我们两人顺目一观，即被臭骂：“恶棍，走开、走开！”，又向我们吐口水。伦敦土语亦甚难懂，有如北京土话或广州“西关话”，本地人亦不易懂。

以上粗略接触即发现都市人类学实为有价值之学问，应予提倡。后承容观琼教授邀在广东民族学会上作过报告。正式发展都市人类学，在我国为1990年胡绳同志所提出，学会跟着在1992年成立，现已与国际学会接轨。并有多卷高水平论文集发行①。

    都市人类学与人类地理学关系密切。因为能吸引大量人口集中于一点，从事生产劳动，是必须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条件的。正如《管子·度地篇》：“故今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因地形之肥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但是有了好的地理环境，还要有一个组织好的人类社会结构才行，这就是都市人类学的任务。

二、都市人类学的主要问题

    1．人口的集中

    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吸引大量人口的集中。故交通中心是基本条件。在北欧大平原上的大都市莫斯科、华沙、柏林以及巴黎盆地中的巴黎，都是以放射状交通网向四方扩展。其中莫斯科有17条放射形干道（铁路10条、公路7条）。华沙有16条放射形干道（铁路8条、公路8条）。巴黎市有14条放射形干道（铁路8条、公路6条）。德国柏林有28条放射形干道（铁路15条，公路13条）；法兰克福（Frankfurt）1960年已有放射状出城干线16条（铁路6条，公路10条），到1982年已增至22条（铁路9条，公路13条）。英国伦敦市平面图形亦呈放射状干道形式，即由16条干道放射出市区（铁路9条，公路7条）。

    北欧大平原都市的发展也是沿着干道不断发展新市区，表示人口由各个方向集中于城市，把城市平面形态由团块状变成齿轮状。如柏林即可作为代表；巴黎和伦敦也是齿轮状轮廊。故用遥感方法可按面积增加与人口增加成立方比例关系去估计人口增加数量。

    在亚洲，我国华北大平原上古城如北京、石家庄等也是以放射状的干道连接城外交通。北京有13条（铁路8条，公路5条）；石家庄有14条（铁路4条，公路10条）。东京原有11条干道放射出城区，近代因海港扩大，出市干道已扩为18条（铁道6条，公路12条）。

    人口向都市集中原因很多，各地不同，各个时代也不同。

广州有2000多年历史，人口的集中有多次。如吴建南武城当有吴国人士迁入；公师隅建城时，亦当有越人迁入；楚人建楚亭城亦有楚人迁入；秦灭楚，更有中国人迁入，且包括商人、知识分子、妇女、罪犯等等，只军人即有十万之众。迁民次数达4次。西汉灭南越国，中国军人大批南下广州。东汉步骘攻番禺要用水军2万人，番禺能养兵2万，并有筑城劳动力供应，可见当时番禺人口不少①。晋代北方动乱，大量人口南迁，其前锋即达广州。如广州晋墓砖铭上有：“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的记载②。又如嘉靖《广东通志》引《交广记》云：“西晋建兴三年（315）江、扬两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表示晋后广州社会安宁，能吸引北方豪族南迁，灾民南下。《晋书·庾翼传》亦记东晋海道入广州流民，为刺史邓岳组织起来“大开鼓铸”，广州从此有冶铁铸造。南海郡也划建东官、义安郡以纳豪族。唐代外贸发展，又吸引大批外商聚居子城西番坊。据阿布·赛·哈散记录：“（黄巢入城）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12万人。”当时且有“五世番客”名称，可见广州人口当不止12万，估计全城人数可达30万。宋代又增，由唐代子城扩为子城和西城、东城的三城，而西城特大，反映人口急增。据《南海志》统计，宋淳熙及前期人口都以客户大于主户。淳熙人口为255877人，以8县计每县为3.2万人，亦远大于前朝，可见吸纳人口之多③。元代广州录事司记为10013户，这指城区人口而言。入明，又有增加，由城北扩大和新城兴建即可说明，且中叶以后，还开辟西关一区为城市中心之一。据清初两王入城，传说“屠城”死者70万人。故清代人口又加，1901年为85万，即向百万人口城市前进。至民国时1936年即达136万。这时正是陈济棠主粤，财政不交中央，故能容纳大量流民。作者亲见黄、淮、长江水灾流民，大队入市，在东校场、各校足球场多建临时棚厂，装电灯、水喉，挖大厕所，以收容难民。季节性的农民迁入，则多在岁末收割后南来，正月开耕北归。这些农民多带土特产及在城市作小工艺、小贩为生。把北方工艺带来，如食品有糖葫芦、棉花糖、黍米包等等，工艺品有响铃、泥人、竹笔筒、竹抓背、竹蛇、龙、毛笔等。偶有街头卖唱者，和欧洲流民吉卜赛人异曲同工（作者在东欧数次相遇）。过年后，结队荣归，所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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