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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防御中留下了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在同一场战争中两次为敌人提供了一道抵抗极弱的防线。看来，对这样的进攻，天然障碍物予以的阻力，不如人为的抵抗，这已成为一条规律。1940年，冯·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建议冯·龙德施泰特进攻经由阿登山区而不要重复1914年那次绕道比利时的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个月中，这一切割台地的通行性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协约国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后盾，凭借这一后盾，通过紧靠这一台地的东西侧推进，两翼部队就可围歼大部德军于此地。然而，德军却以牺牲小股后卫部队的代价，顺利地将其大部队从阿登山区撤走了。1944年，同盟国明摆着又要重蹈历史覆辙，在其正面的这个方向上只设置了很薄弱的警戒，结果，在德军最后的一次反攻中，冯·曼陀菲尔就是从这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这种对地理情况缺乏远见在诺曼底登陆中再次暴露出来。同盟国的情报部门未能对诺曼底的灌木丛林地的可通行性作出正确的判断，结果，这种山树篱灌木丛林地使同盟国的装甲部队进攻速度减慢，似同爬行，只是待到发明了一种将这种栽成行的树篱灌木向两边推开的方法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欧洲的地形图绘制业都是以军事为基础的。在美国，尽管陆军工兵在东部所进行的测绘活动是为了协助民用导航，但在西部地区所进行的活动则是作为征服和控制的一种手段。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地质测量才带上经济目的的色彩。
从更广义上讲，战争(而不是战斗)的计划制订和组织指挥需要可靠的、资料丰富的地图，而且宜用小比例图显示较大范围的地域。德国制图学表现突出，这是与普鲁士总参谋部的组织不是没有关系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战争计划制订和组织实施中之所以生动地显示出来的优势，就是有赖于根据战术用的大比例尺地图和战略用的小比例尺地图汇集和运用了大量地理资料。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老毛奇，就曾在地理学家里特门下学习过。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作战所需的各式地图也发生了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将帅们通常站在制高点上就可以纵览整个战场。在这种情况下，战术行动就不需要详细的地形图了。指挥员指着他和部下都能看清的地形，命令他们往哪儿行动，但愚蠢和自负则可能曲解这种形式的信息传递，诺兰上校就曾用讽刺的口吻，指责其为死荫的幽谷。他这种观点却被卡迪根全盘接受了，后者将其所率领的轻骑兵旅引向覆灭。然而，从原则上讲，目视检查、口头传达和打手势是十分够用了。在开阔地上，即使威灵顿之流和滑铁卢之战时的拿破仑也能直接看到大部分战场。当时，人们感到最需要的并非是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而是小比例尺的交通网络图，以便指挥军队的诸编队向战场运动。据那时认为，地图无太大战术意义，甚至连火炮也凭目测对目标进行瞄准射击。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火炮的杀伤力和射程都提高了，因此，要求配备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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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为避免给敌造成集中的目标，部队需疏开配置。这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连以上的指挥员已不再能够直接看到其整个战场了，不得不根据地图指挥作战。如今，营规模的机动要靠地图坐标指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远程间接瞄准射击火炮的使用，需要有准确地图，以便前方观察员呼唤火力，射击后方炮手所看不到的目标。
二十世纪以来，武器的射程和杀伤破坏力日益提高，因而，造成军队越来越疏开配置，而有关的地图比例尺则越来越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营连级指挥员使用1：25，000比例尺的地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标准的地图比例尺是1：50，000。在越南战争中，空中机动连队的指挥官不得不用1：250，000比例尺的地图，因为根据1：50，000的导航图，待到其确定自己的具体位置时，他们的直升机早已飞过既定空域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迫使军队疏开配置。以及现代化的机械化战争速度快，这些也都促使连一级的单位使用小比例尺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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