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古农书古医书有大量的物候记载，是物候知识的宝库。《吕氏春秋·审时》篇开头就说：“凡农之道，候之为宝”。全篇几乎都是讨论种庄稼如果不适时，将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的。在播种环节上，气温是种子萌发的首要因子。古代在没有测温仪器的情况下，单凭人的感觉，也是不足为据的，农民通过反复地观察和实践，发现作物播种最适宜的时间，和某些物候现象的出现期一致，于是以物候作为农时的标志，也就成为古农书的重要特点和内容之一。

　　西汉的农书名著《氾胜之书》在介绍陕西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时候说，对“轻土弱土”（轻松的土地）要在“杏始华荣”（杏花开始盛开）的时候耕一遍，看到“杏花落”的时候再耕一遍；记豆类的播种时期说，大豆在“三月榆荚时”（榆树结翅果的时候），有雨可在高地上种，小豆应该在“椹黑时”（桑椹熟到发黑的时候）雨后种下。

　　东汉崔实的《四民月令》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是月也（指阴历三月）春花盛可耕沙白轻土之田……时雨降，可种秔（粳）稻……桑椹赤，可种大豆，榆荚落，可种蓝……”又说“布谷（鸟）鸣，收小蒜。”

　　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农书之一，用物候指示农时的内容，比《氾胜之书》更为丰富。如谈到种谷时说：二月上旬，杨树出叶生花的时候下种，是最好的时令；三月上旬到清明节桃始花时，是中等时令；四月上旬赶上枣叶生、桑花落时，是最迟的时令了。并指出：“顺天时，量地利”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违反自然规律，就会“劳而无获”了。

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到长江下游植棉时，主张调节播种期，避免风灾。又通过整理分析历史资料，指出蝗虫多发生在湖水涨落幅度大的地方；蝗灾主要出现在阴历五、六、七三个月。可以说这是用统计物候学方法来指导扑灭蝗虫。

　　以上耕作经验，无不符合现代物候学原理。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是一部记载了近两千种药物的传世巨著。于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在南京出版后，已在国内辗转翻刻三十余次；并于1606年传入日本，不到一百年，便被译成日文；后来又传播到欧洲，被译成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这部书之所以被世界学者珍视，是因为书中包含了极丰富的药物学和植物学资料。单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这部书也是十分宝贵的。如卷十八对金银花的开花特征有段逼真的描述：“三四月开花，长寸许，一蒂两花，二瓣一大一小，初开时蕊瓣俱色白，二三日则色变黄，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气甚芬芳。”又如卷四十八、四十九谈到我国的鸟类时，对布谷鸟、杜鹃等候鸟的地理分布、鸣声、音节和出现时期，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即使今天的鸟类专家看了，也会受益不浅。

　　此外，宋代的“二十四番花信风”，吕祖谦的个人物候观测记录，明代徐霞客、清代刘献廷等对物候的论述，都是代表性的物候学文献。

　　我们祖先在长期观察中认识到，时节的迟早与自然界各种花卉的开放有比较明显的关系，故有“风不信，则花不成”之说。根据这个意思，宋代及以后的一些士大夫，把一年中从小寒至谷雨的四个月八个节气中的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应之，编成二十四番花信风：

　　小寒 一候梅花 二候山茶 三候水仙

　　大寒 一候瑞香 二候兰花 三候山矾

　　立春 一候迎春 二候樱桃 三候望春

　　雨水 一候菜花 二候杏花 三候李花

　　惊蛰 一候桃花 二候棠梨 三候蔷薇

　　春分 一候海棠 二候梨花 三候木兰

　　清明 一候桐花 二候麦花 三候柳花

　　谷雨 一候牡丹 二候荼靡 三候楝花

　　它也有物候历的形式，但由于它脱离生产实际，所以后人对它的评价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