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

　　一、荆江分洪工程

　　由于长江的防洪在全国具有全局性。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即提出组织流域性的水利机构问题。到了1950年2月，由水利部直接领导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并立即组织专门机构，前后共花了5年时间，对建国前的水文资料进行整编，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编制和三峡工程的设计建设作好水文基本资料的准备。1952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同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的主体工程开工，到6月20日提前15天完成。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不久，周恩来总理为工程亲笔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为正确解决江湖水利矛盾确立了方针。从这年下半年开始，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长江上游工程局等单位，开始对金沙江及岷江、嘉陵江、乌江三条重要支流兴建控制性水库的方案进行研究。也就在这时，修建三峡大坝的设想由一些专家提出，而防洪成为修筑大坝首选目标。

　　二、三峡工程的初步论证

　　1953年3月30日，毛泽东视察长江。一路上长江及三峡美丽的传说和风光，深深地吸引了他。船过三斗坪，他吩咐放慢速度，来到舱外。他手扶船舷，仔细打量着这个绿荫环抱中的中堡岛，久久沉思。在这次航行中，毛泽东听取了有关长江问题的汇报后，像是在自言自语地问道：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

　　1954年长江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在大水过后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水利工作“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12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建设三峡水利枢纽的汇报。

　　1955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会议，听取在治理长江战略重点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周总理最后指出：三峡水利枢纽有着“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开始系统进行三峡水利枢纽的勘测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川、鄂两省及有关大专院校等30多个单位相继参加工作。

　　195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以“极目楚天舒”的心情，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在这首词里，他以独有的豪情，描绘了一幅前人梦中的图画：“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7年，长办提出了建国后第一个有关三峡工程的具体方案。周恩来总理为全国电力会议题词：“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1958年1月，党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峡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2月，周恩来主持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李富春、李先念及有关部委省区领导、中外专家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周恩来等从武汉溯江而上，视察荆江大堤和三峡规划中的坝址三斗坪，听取了关于三峡和丹江口水利枢纽的汇报，随后又在重庆进行了讨论。3月，在党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8月底，在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长江三峡会议，具体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会议明确指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从这一年开始，军事部门开始进行长期的、大量的工程防护试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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