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洲在新石器时代已为越族先民的居住区，尤以海岸边缘台地为主。如西樵山18号地点贝丘为6120±130年，蚬壳洲（肇庆）更达7170±140年（据作者采样作C14测定），越族流行的屈肢葬和凿齿风俗已在蚬壳洲发现。他们以渔猎采集为生，到5000年已进入种植农业时代，有房子、各类和村落。如西樵游鱼岗上遗址，年龄我们测定为5420±130年。河滨渔村可见于高要金利，我们用房屋支柱测得其年龄为3970±110年，表明4000年前已有越族水上聚落存在。结构上和今天疍民的水棚相似，反映当时越族已有居山居水分化，这就是三角洲原始农业特色。他们都使用几何形印纹陶器，这也是古越族标志之一，说明他们历史上的相承接性，而地域上又是广泛交流的，三角洲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居住和生产，他们彼此交往频繁。陶器上所刻陶文还说明3500—3000年前越人已有文字了。珠江口各岛也有类似石刻文字和图画，表明已有船只航行各岛之间了。这时相当于商周时代。

春秋、战国时广州属扬越，故有粤式鼎、甬钟、扁茎短剑、斧钺、刮刀、人首柱等，几何印纹呈米字纹、云雷纹、夔纹，在清远、四会、肇庆等均有出土。三角洲越族也在不断发展，并已建立不少国，故名百越。三角洲北面称“阳禺”，广州称“番禺”，博罗称“缚娄”。《吕氏春秋·恃君篇》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缚娄”即“傅罗”，晋才改称博罗。飞来峡古称二禺峡，传黄帝二庶子太禺、仲阳降居南海，于此立国故名。番禺古越语为“咸村”，为尧帝“宅南交”地方，夏禹声教所至，商定南越献令地方，周公测景地点，吴建南武城于此，越公师隅重修。番禺属楚时则建有楚亭，但一说楚亭不是城，亦有说南武城是依“楚亭之旧”兴建的。总之，春秋建城是有记载的。建城目的是军事上需要，楚亭是臣服于楚建立，吴南武城是避越而筑，公师隅复筑南武城是为发展外贸，助越王复国，《古本竹书记年》魏襄王7年（前312年）记：“献……犀角、象齿”。即广州外贸开始已有2400多年了。南武城很小，把楚亭扩大一点，按诸侯城九里，南武是地方性城是周3里，即今广州中山路与越华路之间，由城隍庙到新华电影院一段地域。故秦代（前206年）“一军处番禺之都”时，必要扩大。即掠“陆梁地”（古越语山丘谷地区之意）建三郡时，三角洲是有番禺国的，国都即番禺县所在，正如傅罗国立博罗县，秦掠南海按《淮南子》说亦是因“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外贸珍宝吸引所致。由于番禺有城，故立为南海郡治。赵佗立为南越国都，番禺县大致和三角洲范围相当，可见当日秦军队10万人驻守地区广大，越族已混有北方人民血统，并带来先进技术，如输入铜器、铁器、农具、牛、马、羊等。中原汉人不断流入，在汉武平南越时亦用10万队伍，咸集番禺。《史记》已说番禺是9大都会之一，主要商品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这是说2000年前广州地区已是以果树和织造品著名，即荔枝、龙眼、甘桔、槟榔等已成主要果品，棉布、葛布、麻布出产也多。到西汉末年，番禺更有银、铜、象牙集散，表示冶炼和手工业也已兴起。东汉时，广州附近据《水经注·泿水》记步骘观察到的是“高则桑土，下则沃野，林麓鸟兽，于何不有。”即三角洲已成为富庶之区，桑园已在台地发展，并建为交州治所，为中国人南下经商取富之地，为全国7大都会之一，吴时更派专使朱应、康泰去东南亚，带去丝、布，改变当地裸身之俗（226—231）。晋代爪哇至广州已有航期，南朝更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见《宋书》）。有记载的有12国97次，广州晋墓刻有“皆宜价市”墓砖。广州地方分建县份也特多，表示中国南迁贵族对三角洲的开发加盛。按汉武破番禺后，曾南迁至顺德蕳岸为郡治，可见水稻耕作已达顺德、怀化、宝安、新会、封平、欣乐等古县。新加坡在梁代（550）已有粤人聚落，可见外贸已很兴旺，《晋书·吴隐之传》称：“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王琨传》称：“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隋时，派常骏、王君政带五千段丝织品访南洋群岛各国。到唐代广州为世界大城，黄巢占广州欲当节度，皇朝不许，因这样会使国家财政收入不足开支。宋代广州由子城扩建了东、西城，呈三城并列之势，外贸国家增至欧、非两洲。三角洲开发也由宋人南迁，经珠玑巷入粤开垦三角洲潮田，筑围保护，使坦田成高产，米粮远售杭州、泉州。桑园围于此时建成，可知蚕桑业已兴盛。元代和海外交往国家和地区更达212个。明代时，顺德桑基鱼塘模式成为三角洲低洼地开发一种集约方式，影响至今。可见外贸和中原汉人不断南迁，带来的技术、资金、管理方法、劳动力是三角洲工农业发展的基础因素。外贸的影响不只形成了华侨，而且外国科技知识、资金也大量流入，如白银即大量流入，使赋税、工农业产品改折银计算，地方经济得以大发展。广州城向北扩展，又筑南城（即新城）。在三角洲也多设县份，如从化、龙门、三水、顺德、高明、台山、开平等等，使三角洲开发程度大为提高。计三角洲广州外围城镇，由隋、唐扶胥镇起，到宋代已有8大卫星镇，即扶胥、石门、大通、瑞石、平石、大水、花田、猎德（今多为农村）；明永乐（1409—1424）时达33个；万历30年（1602）176个。圩市更多，顺德小县即有36个，东莞29个，新会、南海各有25个。三角洲主要堤围也是这时建成的，堤线总长已达22万丈，比宋（6.6万丈）和元（5万丈）之和大两倍，和清代相近（23万丈）。筑堤不似宋堤主要为防洪，而是“筑堤蓄淤造田”。商品农业也大有发展，桑田、蔗田、茶叶、莞香、种蓝、霍香等兴起，不少成为专业化农业基地。明嘉靖、万历时，南海、顺德“桑基鱼塘”区，明末已“周回百余里”，田一千数百余顷，民数十万。甘蔗“连岗接阜，一望丛岩芦苇然”，番禺、增城、东莞蔗稻各半，而果业集中在广州、黄埔、大石、陈村一带，新会葵田、种茶，东莞种香，宝安咸水草。河南花田也已初成，外来种有番薯引种（1582）。这些都为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手工业也不例外，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手工业可在织造、冶炼、陶瓷制造业中反映出来。

外贸发展使三角洲蚕桑业大兴，佛山丝织业已有18行的分工，如八丝缎行、牛郎纱行等等，并大量收购苏杭产品。《嘉靖广州府志》称：“金陵、苏、杭皆不及”。南海炼铁厂工人在崇祯时达5000人，佛山天启时（1622）已有“炒铸七行”之分，如锅行、铁钉行等等。有“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之誉。石湾陶瓷业男女工3万多人，陶窑107座，大小行分23行，还大量采购景德白瓷坯，加彩绘烧成“广彩”出口。

清代三角洲发展基本上仍按照明代模式，如白银进口，生丝出口，绸缎外销等等，但因外贸对手转向欧、美，故亦有不同。如茶叶的外销，棉花来料加工出口等等，贸易量加大。如白银明末年输入200万两银元，而清初百年（1700—1800）年均输入290万两银元。茶叶输往欧洲，明末试销量小，到清代大盛，1825—1829年年均销6.1千万银元。广州织造业发达，进棉花织成土布出口，销量亦大。鸦片战争以前的兴盛外贸，也使三角洲桑基鱼塘区扩展。清初九江把果基鱼塘改为桑基鱼塘，坡山（鹤山）、龙山、龙江继之（顺德）。康熙以后，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继之。1757年后，广州为全国独口通商，顺德、中山各地锹田种桑（一般开塘三锹深度即成），咸丰、同治时，生丝出口又增，锹田成塘扩大，即成今天基水地区。出口农产品基地又再扩大，如茶叶出口使广州河南33村种茶，称“河南茶”，西樵山称“茶山”。

出口商品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达，如欧洲需要花茶，即引起广州花地、河南花田的发展，新型制茶场在河南兴起，每场雇上百女工。适应欧洲需要的“广彩”也在河南设厂绘制，使河南出现一批画家，后成岭南画派的开祖。石湾陶瓷发展更甚，产品一千多种，由日用“三煲”（饭煲、粥煲、茶煲）到石山公仔（小型人物、建筑物）、人物陶塑，至今仍盛。土布业使广州西关兴起，农村（永安、西乐围）成工厂区，工人数万；佛山棉纺厂多达2500家，工人共5万多，织绸工人17000人。佛山冶炼也兴盛，一铁场“环而居者三百家”（《新语》），洋船多购铁锅，有达千连（一连20司斤），即重2万斤，远销旧金山。炒铁炉40多处，工人2万。佛山为全国4大镇亦成于清代（见《广阳杂志》，卷四）。今天名镇也多兴于这时，如大良、陈村、龙山、石湾、九江、石岐、沙湾、市桥、江门等。培养出大批商人，据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二 》说，南海商户占总户数 60％，顺德、新会占全县户数40％，番禺、东莞、新宁、新安占30％，其他各县10％—20％，称为“粤商”，在国内与“西商”、“徽商”鼎立。全国大城市皆建广东“会馆”，北京一地即有26间。且再分行帮，如银行业多为顺德人所经营，称“顺德帮”等，今天香港金融业亦多顺德人经营。清代外贸兴盛，在商帮中产生买办阶层，13行商每成巨富，其中伍浩官在1834年财产就达2600万银元，为世界富豪之一。他们与盐商集团成为控制三角洲商业两大集团。十三行关税占全国关税1/4，嘉靖年间达百万两以上。资产阶级在广州西关兴建住宅区有同治、光绪间宝华区，晚清逢源区，把广州市区西伸至沣塘村处，面积近2平方公里。由于明代建筑堤围，束水归槽，口门积沙成田，也在清代加速。如蕉门与横门间乌珠大洋、即淤积成为万顷沙，为三角洲创造了万顷良田。

鸦片战争以后，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广州再不是独口外贸，1853年起，地位为上海所代替。长江三角洲随外贸兴起发展迅速，珠江三角洲茶、丝业衰退，广州成为地区性中心城市，如茶只占我国出口量14.8％（1855），生丝只占5.4％（1847）。割香港后，香港贸易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另一经济中心，影响至今。使三角洲蚕丝出口仍有增长，如1896—1900年出口生丝仍有19万担。民国以后，粤汉铁路通车，北货南运，亦以广州、香港为集散地，故广州仍保持华南最大城市地位，与香港并称。即因三角洲丰富物产资源与三江总汇之故。尤以日寇侵华时，上海外贸下降，广州再兴成全国首位。日寇占领时期，三角洲生产萎缩，鱼塘改种水稻，侨汇、丝业停止，人民逃散，村社成空，房屋拆卖，建国初期仍处处断瓦颓垣，成为建国的沉重负担。幸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起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年成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后，三角洲更欣欣向荣，旧貌变新颜，村社别墅式小洋房代替了砖木结构老式“正堂屋”。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
　　本文标题：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经济概况与开发历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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