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规模、有计划地开展地震预报，始于1966年邢台地震，恰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地震人命关天，虽然其他学科领域的科研和生产都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斗、批、散”，地震预报却受到中央的特别关怀。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赴地震现场慰问受灾群众（见图6-2），号召专群结合，搞好地震预报。由于有党和政府一贯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大陆强震又接连发生，促成社会公众要求地震预报的愿望有增无减。建设台站，发展队伍，层层成立地震工作机构和分析预报部门，既有严密的组织保证，比较充分的经费保障，又有明确的地震工作方针，并把“国家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工作，鼓励、扶持地震监测预报的科学技术研究，逐步提高地震监测预报水平”，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国地震预报的推进，虽然遇到许多困难，在受到挫折时，也会有波动，但总体上比较顺利。国际上关于地震能不能预报的争论，对于中国推进地震预报的决心没有多大影响，不过，提醒了中国分析预报人员要更加客观地认识实现地震预报的艰巨性，更加重视排除干扰、识别异常，加强前兆机理与孕震过程等基础研究。

　　图6-2  1966年周恩来总理亲赴邢台地震现场慰问受灾群众（左），视察地震台（右）的照片

　　关于中国地震预报专家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这场争论，这里引用前辈地震预报学术带头人梅世蓉教授在中国地震信息网专家谈地震专栏的一段概括：“盖勒等所说的准确短临预报（精确到天，明确的震级和地点）在目前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确无法达到。但是基于地震地质和地震活动图像的某些规律性，作出一定精度范围的长期预报已有不少成功的震例。对于监测条件较好的地区，对某种类型的强震作出精度不太高的短期预报是可能的，这种预报对防震减灾仍有积极作用。但是，为了从科学上彻底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最大的防灾效果，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弄清地震的成因和前兆的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是没有分歧的。可是，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地震多而广，不能等待这一天的来到之后再开展实际的地震预报工作。我们必须贯彻‘边研究、边预报’的方针”。

　　再引一段中国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奠基人，已故的傅承义院士于1993年在梅世蓉教授等的专著《中国地震预报概论》的《序》中的一段话：“地震预报是百年来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之一。中外虽都有些预测成功的例子，但是都免不了偶然因素，没有取得可信的科学依据。因此不断有人提出，地震预报究竟是否可能的问题。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现在难下结论，不过预测地震是一个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既然还没有理由说预测不可能，为什么不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而坚持下去呢？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不是必须先有事实证明，然后去做的问题。作为20世纪的科学家，特别是地学家，解决地震预测之谜，人人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经历过或看过大地震所造成的人间悲剧的人，这种提法是不过分的。”

　　6.1.3 地震预报为什么那么难？

　　随着工作的深入，人们在逐步认识地震，积累地震预报经验的同时，对于地震预报困难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地震预报的根本困难在于：

　　（1）地震发生在地壳深部，或更深的地方，而人们只能在地表或地壳浅层观测。人类现在钻探的深井最深也只有十几千米，可地震有可能深得多。对于震源的真实情况，以及地震的孕育过程，无法直接观察。对于根据已有知识做的理论推测和模拟实验研究，也只能用地表观测来检验。况且，由于地震中期预报也是正在探索的问题，在地表布设了密集台网，或者钻了深井的地区，预期的地震迟迟不发生。而发生地震的地方，往往台网稀疏，也没有深井资料。因此，至今人类对于地球内部结构与运动，以及地震孕育过程的了解还很少。而且，尽管世界各国的地震科技人员都知道，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基础研究，但受客观条件所限，短期内进展不会很快。
　　本文标题：防震减灾知识之六--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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