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后，大量景颇族迁移到德宏地区。在汉族和傣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经济影响下，景颇族开始有了犁耕农业，使用了较先进的铁质农具。以后又学会种水田，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封建因素逐渐发展起来。由于内部封建因素的发展，奴隶又不断反抗逃亡，同时受汉族和傣族封建制度的影响，奴隶制迅速没落。

    在封建因素产生过程中，由于傣族土司的控制和分化，虽然有些地区的山官以村社首领的身份，篡夺了村社土地的最高权力，开始向封建领主制转化，但并未形成完整的领主制。同时，随着社会内部生产的缓慢发展，固定耕地面积增加和汉族地主经济的影响，各地景颇族社会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因素，形成社会经济的多结构状态，但基本均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这种嬗变，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因此，景颇族社会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保留了较多的农村公社的残余。

    新中国成立前夕，景颇族社会已发展到农村公社趋于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在保留了较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同时，出现了阶级分化。20世纪50年代以前，景颇族社会已经分化出约占总户数1%的地主和2%的富农，他们占有全部水田的20%到30%以及20%的耕牛。农民中除占总户数15%的左右的农户占有部分水田、耕牛外，80%以上的农户都是无田少地、缺乏耕牛和农具的贫苦农民。景颇族人民一方面既受国民党政府和傣族封建领主土司的统治，也受其社会内部相对独立的山官的统治。国民党政府和傣族土司通过山官实现其统治，他们通过山官压迫景颇族人民，强征各种苛捐杂税，景颇族人民过着民不聊生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景颇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景颇族地区进行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山官制度，景颇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景颇山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历史上，景颇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进行过英勇斗争，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完整和开发建设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1875年，在有名的马嘉理事件中，景颇族人民击毙窃取中国情报的英国间谍马嘉理，阻击了英国军官柏朗率领的侵略军，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1898年中英两国勘定陇川边界时，景颇族山官早乐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据理抗击，粉碎了英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1910年，英国侵略军2000多人侵占中国景颇族聚居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激起景颇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进而在云南全省掀起了反英运动，组织“中国保界会”，终于迫使英政府承认片马、古浪、岗房是中国领土。抗日战争时期，景颇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用长刀、斧子、铜炮枪奋起抵抗侵入滇西的日本侵略军，为保卫祖国立下了功劳。

    新中国成立前，景颇族社会实行着一种以“崩督”（景颇语）为首构成的政治制度，景颇语称为“贡萨”制度。“崩”意为“山”，“督”意为“主人”或“官”。因景颇族居住山区，当地汉族形象地把“崩督”这种管辖山头的官称呼为山官，研究政治制度的中国学者由此引申，把景颇族以“崩督”为首构成的政治制度，称为“山官制度”。

    山官制度是在氏族家长制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政治制度，在景颇族社会中已经存在很久。在这种制度下，根据不同的出身和血统，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官种、百姓和奴隶等3个等级。

    官种，景颇语称为“督阿缪”（载瓦语称为“早户”），在三个等级中社会地位高于百姓和奴隶。官种等级有特殊的命名方式，男性在名字前加上“早”，女性在名字前加上“南”、“扎”等非官种等级不能使用的特定冠词，一般不与百姓通婚而实行等级内婚，有官家姑娘下嫁百姓时，所要的聘礼非常昂贵，一般百姓家支付不起。山官，必须出身于官种等级，是官种等级中的当权者。山官职位的传袭实行幼子（景颇语称为“乌玛”）承袭制，只有幼子夭折才由长子继承，其余依次为其他诸子。幼弟在世，其他兄长们如若想要当官，只有离开老家去开拓新的辖区，到新辖区当新山官。
　　本文标题：景颇族详细资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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