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融合说。此说认为，东乡族是以东乡地区的回族为主，融合了当地的蒙古族、汉族和藏族，经过长期发展而成。
传说中最初东乡族的形成就包含一部分从西北来的伊斯兰教徒，以后这里定居的蒙古族和部分汉族也“随下来”(入教之意)。据说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西北回民起义时，汉民“随下来”的最多。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调查材料看，东乡族确有回、汉、藏和其他民族成分。马、穆两姓大都是回族成分；王、康、张、高、黄等姓的东乡族，许多人都说自己的先人来自汉族。唐汪川的汉族和东乡族同姓之间，仍然班辈分明，家系清楚。一些东乡地区的地名如唐汪川、汪家集、张家村、高家庄、庙儿岭等都反映是过去汉民的居地。“随回沟”的地名也反映了类似的历史关系。此外，东乡地区的羊脂家(地名)的杨姓东乡族，则说自己的祖先是藏族。至于包含蒙族成分，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根据传说和史料，一般认为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由聚居在东乡的许多不同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构成其族源的主要成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人。从13世纪以来，河州一带就是包括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内的蒙古军驻守、屯田之地。13世纪末，镇抚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元朝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其属下蒙古人大部相从。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也相聚在西北地区。14世纪初，元成宗死，安西王阿难答与皇后伯要贞氏等策谋政变，事泄被杀，但其属下势力仍很强大。其子曾联合伊斯兰教群众反叛，为元朝政府镇压，阿难答属下纷纷逃避。当时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东乡，就成为阿难答属下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蒙古人退避的地区之一。他们在这里与当地汉族、藏族等长期共同生活，互相婚嫁，逐渐融合成为东乡族。
历史上，东乡族人民曾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明朝所实行的里甲制度和清朝设置的会社组织，都是选派忠实于王朝的东乡族上层统治阶级任里长、甲首或练总、会长，并通过他们对东乡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那时真是“赋税无准则，土地无清册”。数百年间形成了东乡族地区地主豪绅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东乡地区虽隶属于甘肃省，但包括东乡在内的临夏地区，实际上都在封建军阀马安良、马骐、马步芳一家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是在1924至1928年，曾短期为国民军刘郁芬部所占。1928年，东乡地区又被划分为4块，分属和政、宁定、永靖、临夏四县。1930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不论是国民党或是马家军阀，都通过东乡族的民族、宗教上层实现其统治。东乡族地区兼有保甲长、军官、教主身份的地主，也无不投靠国民党和马家军阀以便加强掠夺。他们采用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形式横暴地榨取农民，同时私设公堂，使用“揭背花”、“钉指甲”、“夹楔子”、“拔断筋”、“砸骨拐”等种种酷刑催租逼债。巴素池一个大地主家中大梁，因经常吊打农民，磨出了七八条深槽。
地方封建集团在东乡地区利用民族矛盾和教派纠纷，不断制造和扩大事端，猎取或维护自己的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的集中，东乡族的地主阶级与宗教上层、官僚进一步结合起来。他们在经济上是大地主，在宗教上是门宦教主，在政治上是有权有势的官僚。特别是在清朝同治以后(19世纪60、70年代)，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更为明显和迅速。
从光绪年间起，东乡的地方豪强势力就已形成。如北庄马璘曾任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时期的甘州镇守使，是当时甘肃八大镇守使之一，八素赤的马忠孝曾任过清朝西军精锐军统领。这两大家族为争夺地盘，曾进行过长期的争斗，出现了“四差”和“八营”的对立。“四差”是马忠孝家族势力范围的称谓，包括6个会。“八营”是马璘家族的势力范围，包括10多个会。
这样，到了1930至1939年间，东乡地区已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封建割据势力：巴素池门宦大地主的势力范围,北庄门宦大地主势力范围,锁南坝土豪集团的势力范围。这些封建势力直到民主改革和反对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的群众斗争中，才被彻底摧垮。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东乡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落后，东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极其贫苦。为了糊口，东乡人在农闲时一般多出外作小生意，但在借本钱时又要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混战，交通不便，路多盗匪，所以此项生计也很艰难。遇到灾害之年，就更加困难了。例如民国18年甘肃全省大旱，东乡地区每升粮食卖白洋2元，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逃荒。在锁南集镇上也是尸横街头，惨不忍睹。东乡族人民身受重重剥削和压迫，仅每年向官府交纳的“田赋粮”、“附加粮”和其它苛捐杂税，就占去全部收入的20％。除了钱粮负担以外，东乡人民还要给官府和军阀出马款和壮丁。有三四户出1匹马的，也有1户出1匹马的，有1年出1次的，也有1年出两三次的。抓壮丁就更厉害了，有时每年抓七八次，人数最多时，每保百户出壮丁80名，几乎每家要摊1名。除了正式摊派兵丁名额外，还补充抓兵，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和五六十岁的老汉也不能幸免。国民党军队抓兵，是按户分派，不能出兵的就出兵款，一个兵款开始为五六十元白银，后来增至七八百元，逼得许多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五买斯村马老五父子3人被一连派了8次兵款，共175块白洋，逼得他们拆了房子，卖掉赖以糊口的土地和毛驴，还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债尚未还，第4次兵款又落在他的头上。因交不起兵款，保长竟用拴狗的铁链，将马老五吊在梁上，逼得马老五一家逃离家乡，四处乞讨度日。又如锁南果果承村农民马广武，1948年时家有4口人，10.5亩地，房6间，驴l头，当年出兵款5次，前4次，共计58元，除卖粮食外，又借了白洋40元，才交上兵款。到第5次时，他再也无力交齐款了，只得自己去当兵。范家庄、金杨家、王家庄3个村，共47户人家，1947年除派了3850块白洋的兵款外，十五六岁和五十多岁的人，也被抓去当兵。1948年国民党在东乡地区，一次就抓去3000多人，有些阿訇也被刮光胡子抓去当兵。马步芳还曾以办小学为名，强拉300多名小学生去当兵，以致很长时期人们不敢送子弟去上学。反动政府在地方上的爪牙走狗，也都乘抓兵之机，敲诈群众。有些保甲长和恶棍每到一个村庄，就闹得鸡犬不宁，哭声四起，受害群众还得含着泪送“鞋脚钱”。重重盘剥和压榨，使东乡地区呈现出“集镇人烟稀，乡村青年少”的悲惨景象。
本文标题：东乡族详细资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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