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支持，互相掩护，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1936年秋，抗日联军的8名朝、汉族女战士在敌人的追击下，奋勇作战，直到射击出最后一颗子弹，一起跳进牡丹江光荣牺牲，用鲜血写下了“八女投江”的悲壮诗篇。1939年，抗日联军10名朝鲜族伤员在临江一个密林养伤时，经常从一位60多岁汉族老大爷那里得到食品，有一次老大爷为伤员磨玉米面时被敌人发现，他在酷刑下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有关抗联的情况，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朝鲜族战士。再如，时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同志带重病指挥战斗时被敌人发现，当时童长荣病重不能行走，护理他的崔今淑（朝鲜族）不肯自己先走，背着童长荣边打边转移，最后弹尽力竭，二人共同英勇就义。

    解放战争时期，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这个时期，朝鲜族人民一方面积极响应党的指示，建立巩固了东满、南满根据地，同时还在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另一方面，朝鲜族聚居地区掀起参军热潮，出现许多送子、送夫参军，兄弟姐妹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面。据统计，当时东北解放区参军的朝鲜族青壮年共有62924名，占朝鲜族人口的5%；延边地区有22.2万多名青壮年和1.9万多辆大车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前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朝鲜族人民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不惜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美诗篇。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统计，政府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14740名，其中朝鲜族革命烈士占97%以上，延边朝鲜族中平均20户里就有一名烈士。如今，延边的各城镇和乡村到处矗立着缅怀烈士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正如著名诗人贺敬之所道:“山山金达莱，村村纪念碑”。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在中，朝鲜族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例如，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时任红色干部团参谋长、长征结束后任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的杨林（1898-1936），东北抗日联军前身磐石抗日游击队创始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杰出指挥员之一、与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杨靖宇并肩作战的李红光（1910-1935），曾任中共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及第三路军参谋长的许亨植（1909-1942），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铁夫（1901-1937）等。此外，还有著名绘画大师，被誉为“新疆与内地在美术上沟通”第一人、“新疆壁画考古第一人”的韩乐然（1898-194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和朝鲜人民军军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的郑律成（1918-1976）等。

    传统上，朝鲜族农村有许多以相扶相助为目的结成民间互助合作组织。从其类型看，既有解决经济困难的各种“契”组织，也有“品阿西”、“扫割里”、“读列”等与农活相关的组织。另外，还有各个村落为丧礼而组织起来的“香读”。

    “契”是一种解决村民临时困难而形成的互助性共同生活组织，是以其成员中筹集一些钱应急使用为目的。根据不同功能“契”组织分为许多种。有互助冠婚丧祭的“婚礼契”、“婚丧契”等，有为村落共同事情的“洞契”，有互助农事的“农契“，也有为谋求同龄人之间的友谊而组织的“同龄契”。此外，还有“进学契”、“钱契”等。契组织一般以村落内居民所组成，但也有超越村落范围的。原来契组织主要由男性所组成，但后来出现许多以女性成员为中心的契。一般地说，处理公共事业和增进亲睦方面男性契较多，而女性契多以息利和扶助为目的。 “契”的规模有大小，小契平均4—5人，而大契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契组织在解决村民的应急事情和加强亲睦方面曾起过较大作用。

    “品阿西”是一种换工，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活中，以换工形式解决劳力和畜力不足而随时组织的相互扶助组织。“品阿西”是农活需要一定劳力但只靠家庭劳力不成时组织起来的。其人数由2人到10人以内，带有暂时性倾向为其特征。后来“品阿西”不仅在农活中，而且在家内手工业、房屋建设和修缮、磨米等方面也广泛被利用。

    “扫割里”是旱田犁地时为劳力和畜力的互通有无而组织起来的劳力辅助组织。它由有牛的家庭和没有牛的家庭组成一个作业单位（一般3—4户），包括5—6名劳力，他们同时作业但各有分工。一个村落里一般有几个“扫割里”组织，“扫割里”由一般邻里、亲戚之间组成，故这样组织起来的“扫割里”维持时间比较长久。
　　本文标题：朝鲜族详细资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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