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秀是我国古代一位优秀的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是一位制图体制的革新者，他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图六体”，这在我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地图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我国的裴秀和欧洲地图学者托勒密（约公元99年—168年）比作古代地图史上东西方相辉映的两颗巨星。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生于公元223年（魏文帝黄初四年），卒于公元271年（晋武帝秦始七年），享年48岁。他的祖父裴茂曾做过汉朝尚书令，他的父亲裴潜做过魏国的尚书令。裴秀年幼时聪明好学，《晋书•裴秀传》中说他“博学强记，无文不读”。由于家居宦门，又有才能，所以晋武帝时便官至“司空”，管理国家的户籍土地田亩赋税及地图等事。34岁时随晋文帝司马昭到淮南征伐诸葛诞，给晋文帝出谋献策。诸葛诞平定后裴秀被封为尚书令，又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由于这次出证和平时任“司空”职务，他能更多地接触地图资料和考虑地理问题，这为他以后改革地图的绘制方法奠定了基础。
裴秀在行军过程中认直考察军队所经之地，记录地域远近，山川险易、道路曲直等，然后和从前的地图作对比，检查是否有错误；又考证了禹贡所记载的山川、海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以及晋之十六州及郡国县邑、疆界乡陬、水陆径路等。通过对比论证，裴秀逐步发现当时地图所存在的缺陷。一方面地图所载地名与实际地名不相符。《晋书•裴秀传》载：“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疆牵引，渐以暗味，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例，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可见裴秀在作图时实事求是地记载地名。另一方面当的地图十分粗略。他在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序言中说：“……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汉室舆地及括地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证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应遵循的六项准则，为后人绘制地图捍供了一个完整的规范。他说：“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日分率，所以辩广轮之度也；二日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日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日高下，五日方斜，六日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较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隔绝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话详细地说明了制图六体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如果用现在地图学观点看，“分率”即比例尺，用以定距离的远近；“准望”即方位，用来定方向；“道理”即路程远近，用以确定各地实际的位置。此外还有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曲直（迂取直），这三项和地面距离有关，要求绘制地图地物之间的距离必须按水平直线距离计算。如果能依据这六项准则，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图就能画得准确。否则，缺乏这些要素画出的地图难免会出现距离错误，或方向错误等。除了经纬度不为当时所知外，现在的制图方法在原则上均与裴秀所说的一致。这六项制图原理在1700多年前由裴秀第一次完整全面地总结出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裴秀制图六体的提出离不开劳动人民的智慧，但他的制图理论和研究成果大大超过前人，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块不可磨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