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的正面作用、巨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同农村土地改革一样，先由群众创造，后为“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所肯定，进而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并且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新的要求和相应对策。随着十六大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贯彻，对“民工潮”的意义实践将会做出更为有力的证明。
　　 农民外出打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自劳务报酬的增长呈现逐年大幅度增长态势，许多地方把它列为劳务经济目标考核。2000年，全国农民的工资性劳务报酬占其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1.1%，比 1985年上升13个百分点。其中打工收入为240元，已占农民纯收入的10.7%。在家庭经营收入尤其是农业收入相对减少、乡镇企业仍处于恢复性增长的时期，外出打工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民工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在2.7亿人左右，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已吸纳“农民工”约1.2亿人，还有1.5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将农业中大量存在“零值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不会减少农业产出量，却可以带来国民经济产出量的增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从1980年到2000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30.4%降到15.9%；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68.7%降到50%，第二产业从18.3%上升到22.5%，第三产业从13.0%上升到 27.5%；城镇总人口从19.4%上升到30.8%。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16%到20%。有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在今后的三十年里，如果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种种障碍能逐渐被清除，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可为每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到3个百分点。
　 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港台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民工潮”实现了港台资本、沿海地区土地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相互结合，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加入WTO以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优势还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价格低廉，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并积极争取扩大出口，是我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
　 “民工潮”实现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一般来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高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地区、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地区、部门流动，是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由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据测算，1995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7381元，即每雇佣一个农民工．就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工资性支出，或者说，每一个农民工为其雇主的利润或通过产品价格下降为消费者福利和整个国民经济增加了7381元的剩余积累。如果以9546万农民工(劳动部和统计局1999年数据)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
　 农民工对流入省、区、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据测算，一个农民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的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万元至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按最低贡献1万元至1.5万元计算，如果一个省有500万人外出打工，那么外出农村劳动力为流入地区GDP所作的贡献每年约为400亿至 600亿元。这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阵痛”。
　 “民工潮”还孕育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基础。个私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之一，许多个体私营企业主都是在外出打工中积累了原始资本、掌握了生产技术、学习到了管理经验和经营能力后创办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需要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为基础，“民工潮”存在满足了个私经济发展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民工潮”不仅是农民增收的主要亮点，而且对提高农民素质，对本省流出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样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据统计目前一些地区外出打工者约有2%-4%走上了回乡创业道路，他们主要从事开发性农业项目，创办工商企业，成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民工潮”培育和积累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当土地就本身而论不再是导致贫富的关键因素时，人力就成了关键性因素。”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现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民工潮”的出现，使他们在工业社会的熏陶下，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使农民增长了见识，积累了从事经营活动的经验，培育了市场经济观念，塑造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民工潮”是传播先进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终年风尘仆仆的“打工仔”、“打工妹”回到农村时，不仅带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农民更加关注信息社会的动态，更加注重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子女教育培养、少生优育等，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政治文明的跃进。
　　本文标题：民工潮与“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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