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促使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有机互动逐渐呈现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新趋势。其中，“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即指“国际经济关系在国际政治影响下成为实现国际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具有协调与控制各国间利益关系的国际政治功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了国际格局形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利益最大化则成为一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同时，“产业实力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停息的产业升级换代更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由此可见，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促使该国经济实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综合国力的盛衰及国际地位的升降，并最终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走向。基于上述逻辑，下文就将从东亚地区发展以及地区内主要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两个层面来具体探讨东亚产业转移的地区政治效应问题。

（一） 东亚产业转移对东亚地区整体发展的影响

　　1、东亚产业转移促使东亚国际政治地位显著提升

　　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黄金时期”，到70年代亚洲“四小”的经济腾飞，再到80年代东盟“四小虎”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奋起直追，东亚地区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奇迹。伴随这些经济奇迹的是东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高涨和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东亚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95年上升到25%，而同年美国和欧盟的比重也仅仅为29%。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1980—1990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0%，1990—1999年为3.4%；1980—1990年，欧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5%，1990—1999年为2.3%；而东亚1980—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6%，1990—1999年为5.5%。东亚正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中心。而带来东亚经济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因则是东亚地区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

　　正是依托国际产业转移，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并成功启动了现代产业成长和经济腾飞。而东亚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又进一步引起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带来东亚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在1988年召开的西方发达国家七国首脑会议上，西方国家代表一致认为改善与亚洲“四小”的关系不仅对自身有利且对保持世界经济的平稳和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此外，自1989年起，西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始将亚洲“四小”、泰国、马来西亚并称为“有活力的亚洲经济群体”，而美国则宣布取消对“四小龙”的“普遍优惠制待遇”（这一待遇通常针对发展中国家）。上述现象表明，东亚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正伴随其经济发展而日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此外，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强。西方长期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因此受到制约，而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将得到有力的推动。

　　2、东亚产业转移奠定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

　　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对东亚地区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逐步将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向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而自80年代中期后，亚洲“四小龙”在着重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也开始加速向东盟、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以转移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股席卷东亚的直接投资浪潮推动了东亚地区内部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程度的深化，并促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和“四小龙”的跨国企业为中轴的直接投资网络。而在直接投资浪潮的带动下，东亚各国（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攀升，贸易结构也由过去的垂直贸易逐步向水平贸易发展，且地区内相互贸易不断扩大。例如，亚洲“四小龙”一方面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出口，从1985年的8.5%增加到1994年的14.9%；另一方面较大幅度地提高对东盟四国和中国的出口，同期分别从7.6%和7.2%上升到8.6%和14.2%。而东盟在开辟欧洲市场的同时也大幅提高对“四小龙”的出口，同期从20.5%上升到25.7%。通过上述投资和贸易间的良性互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外资引进—>贸易扩大—>收入上升—>消费扩大—>经济增长—>进一步外资引进”的自律发展循环机制，东亚经济出现整体性增长，产业结构呈现连锁型转变，一种建立在东亚阶梯状产业结构差异基础上的多边、互补的新型区域国际分工网络体系也逐渐形成。

　　在东亚产业转移进程中，上述直接投资网络的发展壮大、地区内相互贸易的深化以及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体系的形成使东亚各国（地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地区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演化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进一步加强，最终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国际一体化的发展又加强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对外行为和对外决策中逐渐认可相互依存的现实前提,越来越重视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开始提倡国际关系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提倡国际共同责任和协调行动。所有这些都对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10]。因此，东亚产业转移在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以及合作的机制化建设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目前，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间的“10+3”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它将为东亚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开展多层次、多样化、多渠道的全方位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

（二）东亚产业转移对地区内主要国家（地区）间关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主要国家（地区）在产业发展上均出现新变化，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实力的变化又导致各国（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实力和地位有升有降，从而进一步对东亚主要国家（地区）间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1、中、日、东盟关系微妙调整，三边互动逐渐显现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日、东盟三边关系的发展主要受到“雁行产业分工发展模式”的影响。这一时期，作为首雁的日本在产业发展水平上始终领先，而共处雁尾的东盟、中国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在吸收外部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上都更依赖日本。日本便欲图利用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间已有的产业关联和经济优势来确立由其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此时的东盟与中国也因为彼此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上相似，且对出口的依赖性和目标市场的选择趋同，形成竞争大于互补的局面。进入90年代后，东亚逐渐步入“后雁行模式”时期。日本产业升级减缓，首雁效应削弱；中国产业发展增速，赶超态势迅猛；东盟产业发展进程则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受阻，这些变化因素都促使中、日、东盟三边关系出现微妙调整。

　　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合作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与东盟拥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和共同的出口市场，双方的竞争一直存在。而随着中国国内产业的迅速发展，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打击后的东盟更是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2002年5月于日本东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就曾指出，中国不大可能进行军事冒险，但可能取得经济控制地位，在投资和贸易两方面对东南亚国家构成威胁。然而，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崛起并不只是带来竞争，其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正日益成为中国与东盟开展广泛合作的强力磁石。由于“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市场的争夺，而市场又是关系到产业循环和升级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对东盟国家来说，丧失中国市场将直接影响其产业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影响其整体经济前景”[4]P50。因此，在这一巨大市场的吸引下，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崛起实际为中国和东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双方合作趋势不断加强。2001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积极设想。仅一年后，在2002年11月初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双方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且商定在2015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此会议上，双方还签署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合作务实的态度共同面对现实中存在的利益分歧。
　　本文标题：东亚产业转移的地区政治效应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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