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城市化及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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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城市化过程

    人口迁移运动，从长远的观点看，不是无目的的和完全随机的，人口个体在迁移中有一种趋向，这就是空间聚集．空间集聚的人口在职业上会产生分工，产生地域特化，这个过程意味城市化．丁金宏(1989)认为人口城市化经历下列两类过程：

    城市化的空间过程不同于一般人口迁移过程，其差别就在于移动的方向特征．一般的迁移过程源地和目的地可以是随机的，而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位移是朝向某个既定中心的辐合．

    人口向“点”上集中，并在“点”上膨胀，就其原因是“点”的优越区位吸引了产业活动，而产业的聚集意味着就业岗位和生存机会的扩张．被就业岗位吸引来的人口自身又形成一个市场，并创造了更优越的社会文化环境，因而产生了进一步吸引产业活动和人口的乘数效应．

    城市的形成和城市化的过程早在机器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进行，但那个时代出现的最大城市人口不过百万，这说明人口的空间聚集规模是受经济水平和交通工具约束的．即使在今天，大城市人口也不会无限膨胀，在发达国家，反聚集——逆城化现象已很普遍．

    只有空间过程的城市化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如果进入城市的人口不能在城市中找到适当的非农业就业岗位，将难以生存，是不稳定的．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往往是农村人口先被从土地上排除出来，其中的一部分到城镇谋取职业，另一部分则仍然滞留在农村，这部分人口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

    我国目前工业经济水平尚不够高，城镇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所以不可能容纳已经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所有农业人口．作为城市化的一种潜在形式，农村工副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其前途，尚难评说．

    城市化过程是在城市与乡村的人口压力差驱动下形成的，在城市中，就业岗位是主要承压因子，而在农村，耕地是重要承压因子，因此城乡人口压力大致可用下面的指标来衡量：

Pu=Nu/E

(7．6．1)

Pa=Na/A

(7．6．2)

    式中，Pu，Pa分别为城、乡人口压力，Nu，Na分别为城乡人口，E为城市就业岗位数，A为农村耕地面积．当然这样的指标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丁金宏(1989)提出广义人口压力的概念，设承载人口的主要因子为E1，E2，…，En，它们对人口的承载权重分别为r1，r2，…，rn，定义人口压力指数

Σri=1

    式中，IPP表示人口压力，P表示人口．一般情况下可以考虑土地(生存空间)和经济总量(生活水平)为人口的两大基本承压因子，这时有：

IPP=P/(SrV1-r)

(7．6．4)

    式中，S为土地或耕地面积，V为生活水平或产值、收入水平，r为土地的承压权重．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转化，建议用下述方程来描述：

    式中，u，r分别为城、乡人口，α，β分别为城-乡、乡-城人口转化率，λ、μ分别为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个系统以(0，0)为平衡点，当

    上，城乡人口达到平衡．由于r＞0，u＞0，故需λ-α＜0．同理由

    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必须小于城-乡的转化率，而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必须小于乡-城的人口转化率．在城市化初期，城-乡的人口转化率几乎为零，λ-α＜0的情况不易出现，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达不到平衡点．

    城市化过程，使得人口集聚，从而产生局部地区的资源紧张、环境退化，发展与资源、环境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又不是消极的，人口集聚伴生于经济活动集聚，从而提供工作机会，加速资金周转和技术交流的速度，服务设施也因共享而发挥更高的效率．对比世界上大、中、小城市的经济能力，总的来讲城市化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在城市化问题上的畏惧心理，或多或少是小农意识的现代挣扎．

    图 7．6．1是A．G．Wilson(1974)建议的城市化模型，这个模型忽视了环境问题、水资源需求问题等，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可以补充这类内容，一般来讲，资源与环境问题有图7．6．2的结构形式．

    城市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又是区域发展的根本标志，决定着区域发展的方向，因此对城市化的预测成为地方政府正确决策的基础，S．Qutub和H．Richardson(1986)称这种预测为城市化代价评估，其中主要是人口城市化及其带来的问题的评估．

    Qutub和Richardson把城市化代价评计分解成四部分：住房问题、城市内部结构(含能源-动力网络；交通等)问题；投资-就业效益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管理问题；城市边缘带问题．他们认为，分析城市化代价，可以提出几种政策和规划方案，如保持老城不变、发展中心城市、建设新城等，并同时估计可供就业岗位等．我们修改了Qutub和Richardson模型，提出了图7．6．3所示的模型，在这里，我们试图考虑我国特有的一些城镇化问题，如“农转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