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为防御工程，本来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和城墙是两回事情，城市可以有城墙，也可以没有城墙。因为城市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非农业人口集中，工商业繁荣，并与农村相对立而存在的特殊区域，有无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必备标志。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城墙就成为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而且促进和限制城市的发展。

　　1.城墙的起源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人类就开始了征服自然的斗争。为了生存，除采集食物和学会生产外，还要维护自己的安全。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和不同部落的骚扰，就在自己居住区的周围挖掘深沟，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西安半坡新石器村落周围就挖有深、广各六七米的深沟，可以作为代表。所以先挖沟，因为挖沟比筑城容易。开挖壕沟作为防御手段，在龙山文化、商代遗址中曾普遍存在。这就说明，从挖沟到筑城经历了很长时间，就是筑城技术兴起后，挖沟并未绝迹，仍然是防御的一种手段。譬如，金代的界壕就是巨大的壕沟工程，其作用与万里长城相似。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筑城兴起以后，城墙的修筑越来越广泛，不仅首都、省、府、州、县衙门所在地修筑城墙，就连一般的村寨、堡寨也往往修筑城墙。尽管挖沟防御的技术并未绝迹，但却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壕沟再宽、再深，也容易架桥横越，而且守卫困难，使自己充分暴露在敌人面前。城墙则不然，它有一系列防御设施，不仅攀登困难，而且易守难攻，能充分保护自己和杀伤敌人。正因为如此，尽管城墙修筑困难，但终于取壕沟而代之，成为防御工程的主要形式。

　　中国的城墙起源很早，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据文献记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鲧作三仞之城”，“鲧作城郭”，“夏鲧筑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这些记载虽然比较简单，但都证明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发现了中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先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距今已有四千年之久。该城南北宽约450米，东西长约390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面积约0.17平方千米，折合257.5亩，几乎与后来小县的县城相当，从建筑如此规模的城墙来看，筑城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以此推论，我国城墙的起源可能更早，只是尚有待于考古发掘罢了。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一座古城，属屈家岭文化中期，建造年代距今已有4800余年，专家认定为我国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这次重要发现，可能要把我国城墙出现的时代，推移到距今5000年以前。接着，考古学者又在河南省郑州市北发现了距今4800—5300年前的古城，可见中国的城墙在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城墙的起源并不比壕沟晚，据说在埃及就发现了8000年前的古城。

　　2.奴隶制时代的城墙

　　这里说的奴隶制时代，以夏、商、周三个朝代为主，也就是由城墙到城市的过渡时期。现在发现的夏代古城，最典型的有河南登封告城镇西约1千米处台地上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东城东墙北段、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从残存南墙西段30米、西墙南段65米来看，可能为方形。大约在东城被毁后，又紧靠东城西墙修筑西城，其南墙长82.2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残长约29米，接近正方形。夯筑比较原始，若按正方形计算，两城合计面积0.016平方千米，折合24亩，范围比较小。C14测定为4000±65年，树轮校正为4415±140年，相当于夏代初年。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可能为禹都阳城遗址。河南淮阳东南约4千米的平粮台遗址，平面呈方形，每面长约180余米，面积0.032平方千米，折合30余亩。现在墙体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残高3米。从筑墙技术看为小版筑堆筑法，即先筑成宽0.8—0.85的小版土墙，以此作为城墙内壁，然后在墙的外侧堆土夯实，略成斜坡，层层修筑，逐层加高。这种小版筑堆筑法比较原始，但却为中国早期筑城的办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平粮台城址的路基下发现陶水管，说明已注意到城内排水问题。C14测定距今4335±175年，也是夏代初期城址，是不是夏代的都城之一，无法判断。

　　到了商代，随着筑城技术的提高，筑城次数显著增多，除首都外，一些诸侯国也在筑城。已发现的商代都城，最典型的就是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诸侯国城最典型为湖北盘龙城和山西夏县埝掌乡东下冯古城。从商代都城城址看，不仅规模大，而且有专门的宫殿区，街道整齐，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城的作用不仅仅是政治中心，已向经济、文化中心过渡，具备了城市的某些影子。偃师商城位于偃师城西，平面呈方形，西墙长1700米，北墙长1200米。东南角内收，东墙更长。南墙被洛水冲毁。墙厚18米，残高1—2米。东西墙各开三门，北墙一门，各门之间有大道相通，形成棋盘式格局。面积2.04平方千米。在城的中部有小城三座，居中一座为正方形，两边的城较小，当为宫廷区。学术界认为，这座古城也就是汤都西亳。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城址，比郑州老城大出将近一倍，整个城址都被郑州市占压。经过部分钻探和发掘，城墙周长6960米，其中东、南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3.02平方千米，比偃师商城大出近1平方千米。在城内东北部6万平方米内发现几处大型夯土台基和房基，最长的达60余米，显然为宫殿区。城墙发现11处缺口，可能与城门的设置有关。郑州商城采用大版修筑法，每段长约3.3米，夯土层厚10—20厘米不等，底宽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从修筑方法看，层层平筑中部的“主城墙”，然后还要在两侧斜筑“护城坡”，使城墙成为 状的梯形。这大概是尚未发明以绳悬系横木不断加高“主城墙”的方法，只好用斜坡墙来支撑“主城墙”的横木，以便继续加高“主城墙”。这种方法虽仍带有原始性，但与夏代相比，已大有进步，表现在大版筑和在“主城墙”两侧均加筑“护城坡”，不仅增加了城墙的厚度，而且使城墙更加坚固、匀称。郑州商城C14测定距今3570±135年，树轮校正为3545±135年，有人认为就是汤都亳。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殷墟为商代后期的都城，直到现在尚未发现城墙，仅在宫殿区附近发现宽7—21米，深5—10米的巨大壕沟。这可能由于城区范围太大，难于修筑城墙，也可能是盘庚迁殷以后，为稳定政局就没有设计城墙，只在宫殿区周围挖掘壕沟。

　　商代的诸侯国也开始筑城，已发现的古城有湖北黄陂滠口乡叶店盘龙城，山西夏县埝掌乡东下冯古城和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盘龙城座落在盘龙湖滨一个小山丘上，三面环水，北面与另一山丘相连，城墙残高1—3米，城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平面接近方形，面积0.075平方千米，为商代早期城址。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城内东北部高地上为宫殿区。东下冯古城已全部埋入地下，经钻探，南墙总长400米，宽约8米，残高1.8米，其夯筑法与郑州商城和盘龙城相似，为商代前期古城。若按方形计算，面积约0.16平方千米。琉璃河古城东西长约850米，南部由于大石河泛滥，南北长度不详。但从城角判断，南北长约600米，面积0.51平方千米。其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这是商末作为方国的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城址很有代表性，分别代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商代诸侯国古城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范围在1平方千米以下；形状为方形或接近方形；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即仍带有原始性。商周之际，在我国北方还出现另一种筑城方法，即石砌的“山城”。譬如，内蒙古赤峰市西山根夏家店文化城址，就座落在英金河西岸，为石砌不规则石城。

　　西周建立以后，实行大分封，推行种族奴隶制的统治。西周共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各家说法不一。《吕氏春秋》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说：周“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实际上，见于《春秋》经传的一百七十余国。西周的封国都有自己的统治据点，也就是说，无不建城立国，西周初年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筑城高潮，筑城数量当以数百计。西周的筑城技术也达到成熟阶段，能“其绳则直，缩版以载”。孔颖达解释说：“绳者，营其广轮方制之正也。既正，则以索缩其筑版，上下相承而起。”也就是说，已学会用绳索悬版的技术，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近，省去了商代的“护城坡”。

　　周文王迁都今西安地区以后，首先“作邑于丰”，作邑就是筑城。“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维丰之垣”，就是记载文王修筑丰京城。淢为城沟，匹，配也，即作城大小适中，大于诸侯之城而小于天子之城。丰京位于沣河西岸，其城墙有待于考古发掘。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又把国都迁到沣河东岸，修建了规模更大的镐京城。镐京建成以后，丰京并未废弃，因此，西周的国都可以丰镐相称。丰镐的城墙虽已湮没无闻，但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是镐京”，“武王成之”，证明都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城墙。依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西周的国都城墙周长达13千米，面积达10平方千米左右，比商代的都城大出三四倍。这在筑城史上实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说明筑城技术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因此，西周初年才能每封一国必建一城，使城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由此可见，中国筑城兴起于原始社会中后期，成熟了西周初年，发展演变达二千余年之久。

　　3.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筑城最多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大发展的时期。当然，这也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形势相吻合。

　　西周的城市，从天子到公侯伯子男均有定制，不能逾越。《周礼》规定，王城方九里，《疏》曰：“侯伯子男五里。……或云周已九里之城，则公七里，侯伯五里。”若按周尺19.9厘米计算，一里为1800尺，则九里之城边长3222米，七里之城边长2500米，五里之城边长1790米，三里之城边长1074米。西周的丰镐尚未发现城墙，但从东周王城来推断，也为九里之城。诸侯依次减杀也符合西周的等级制度和当时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首都均已突破成规，成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足以代表中国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东周王城位于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名义上为天子之城，是全国的首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诸侯国都城的地位。由于考古工作者在涧水东岸发现了一座1485米×1410米的古城，即汉河南县城，为寻找王城提供了线索。后来在河南县城外围，发现了周王城，北墙长2890米，墙外有5米深的护城河。城墙分段夯筑，每一方块1×0.4米到1.7×0.8米的见方。面积为汉河南县城的四倍。齐国首都临淄城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有大小二城，小城镶在大城的西南隅，大城周长14千米，小城周长7千米，平面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城墙夯土遗迹宽20米左右。小城为宫殿区，以“桓公台”为主体。鲁国首都曲阜城，位于山东曲阜市区，东西长约4千米，南北宽约3千米。赵国首都邯郸，位于邯郸市区，由宫城和大北城构成。宫城呈品字形，由三个小城组成，每个长宽1千米左右，墙基宽16米左右，群众称为赵王城。位于宫城东北的大北城，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3千米，南北宽4.8千米，墙基宽20米左右，两城相距100米左右。燕下都亦称武阳，位于河北易县东南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平面构成磬形，东西长8千米，南北宽约4千米，由东西两城连接而成，东城完整，南北两侧滨临中易水和北易水，东西两侧有城壕和古运粮河。西城建成较晚，显然为附郭，城内发现的建筑遗址较少。晋国首都新田，亦称新绛，位于侯马市西北汾、浍二水之间，已发现六座大小不等的城，除白店城较早外，牛村、平望、台神三城应为晋都新田遗址。在牛村、平望、台神三城之东1千米处，又有马庄、呈王二城，在这六座城中，以牛村城最大，呈梯形，墙宽4－8米，城外有护城壕。魏国旧都安邑，位于夏县西北，城有三重，小城居中，应为宫殿区。外城东西长约3.8千米，南北宽约4.6千米。魏惠王时迁都大梁，即今开封市。大梁城址东、南两面与今开封城重合，西、北两面越出了今开封城。郑、韩都城新郑，即今河南新郑县，韩灭郑后迁都于此。新郑城位于双洎河与黄水河的交会处，东西长5千米，南北宽4.5千米左右，墙基宽近40米。楚国首都郢，也就是湖北江陵以北的纪南城，东西长4.5千米，南北宽3.5千米，城墙残高4—7米，上部宽达14米。秦国首都雍城，位于陕西凤翔县南，东西长3.3千米，南北宽3.2千米。秦献公迁都栎阳，栎阳位于临潼县渭河以北武屯镇一带，东西长1.801千米，南北宽2.232千米。

　　除上述大国的都城外，一些小国都城的城墙也比较长，一般周长在5—10千米左右。

　　春秋战国时代，相当于县级的城邑很多，城墙的长度有限，一般周长4千米左右。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不断筑城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据说《春秋》、《左传》、《国语》中的城邑地名有1016个，从方志等文献中则可找出近600个城邑，因此，推论春秋城邑在1千以上。战国时筑城更多，春秋战国合计当在两千数以上。战国时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已成为真正的城市。千丈之城，每边长2300米（以每尺23厘米计）。根据《墨子?杂守》，“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可见千丈之城并非万家之邑，而为数万家之邑。因为三里之城，每边长1035米，面积1.06平方千米，以1平方千米之城可容万家，那么，5平方千米当然为数万家了。

　　4.秦汉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一统的王朝，把郡县制度推行于全国，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又一次筑城高潮。也就是说，伴随这次筑城高潮，形成又一次城市的大发展。秦在全国设立了48郡。秦王朝到底设置了多少县，历来有争论，杨守敬《秦郡县图?序》认为秦县在800—900左右，可能接近实际。秦王朝在关中地区设置36县，由内史管辖，内史虽掌管京畿，但地位与郡守相当。根据考古发掘，秦代县城城墙周长也就是4千米左右。江苏盱眙发现的秦东阳县城，城垣大部分保存完整，内外城东西并列相连，周长5千米左右。作为关隘的城范围较小，因为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以驻军为主，谈不上是城市。譬如，秦虎牢关城位于大伾山上（今荥阳西北），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就是例证。秦代郡级城市的面积稍大，周长6千米左右，蜀郡成都城可以作为代表。秦代全国最大的城市就是首都咸阳。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以东15千米处的窑店镇、长陵东站和萧家村车站一带。由于咸阳经过三次大规模营造，是否有横跨渭河南北的城墙已不得而知。但咸阳有城，史有明文，白起就是出咸阳城西门十里，被赐死于杜邮亭（今咸阳）。据说在秦咸阳宫殿区以北，已发现一小段城墙，在咸阳原上还发现一条东西干道，宽达50米，也可能是通向城门的干道。秦咸阳的宫殿区主要位于咸阳原上，与《史记》记载相符。经过发掘，西起毛王沟，东至柏家嘴，东西长达6千米的原区，建筑遗址鳞次栉比，构成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仅从宫殿区的长度来看，咸阳城墙的长度绝不少于数十千米。

　　咸阳既是首都，也是秦代城市发展水平、城市平面布局、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建筑状况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中国城市已向规模宏大、建设壮丽的方向发展。

　　汉承秦制。西汉时全国所有的县都要建城，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邑，即皇后公主的食邑，与县的地位相当。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县、邑、道（少数民族地区）、侯国共计1587个。也就是说，西汉末年，全国有县级城市1587个。当然，有些边远地区的县经济落后，可能只是一个统治据点，与县级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汉代符合县级城市的数量当在一千以上，超过了秦代。

　　西汉的县级城市，内地的县城一般范围较大，城墙的周长多超过4千米。如汉河南县城（今洛阳），平面接近方形，墙基宽6米以上，残高0.4－2.4米。周长超过4千米。河北磁县讲武城，平面为方形，周长也超过4千米。当然，有些县城范围较小，如成固城的周长就不足4千米，有的甚至更小。郡级城市规模较大，琅邪郡治东武城（今山东诸城），“周冈为城，周三十里”，代表了西汉郡城的规模。位于边远地区的城，一般范围都比较小，林邑国都浦西城（广西黔江沿岸），城“周八里一百步”；林邑城，“周围六里一百七十步”；福建崇安的城村古城，为不规则菱形，长约800米，宽约500米。长城沿线的城，为了安全，多回字形，中为子城，边长1千米。若无子城，不论方形或长方形的城，边长320—600米左右。这些边远地区的城，是否都发展成为城市，不得而知，而内地的郡县级城均已发展成为城市，其城的大小也就是地方城市的大小，城区尚未突破城墙的限制。

　　西汉首都长安城和著名王国的都城，可以作为西汉城市发展的标志，因为城的空间大大扩展，城市的范围愈来愈大。

　　长安城位于西安西北郊5千米处，城周长25.7千米。城墙断续存在，夯土层次分明，墙基宽12－16米，高度当在12米以上。经过实测，东墙长5940米，南墙长6250米，西墙长4550米，北墙长5959米。除东墙为一南北直线外，其他三墙多有曲折，为不规则正方形，故“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被称为“斗城”。汉长安城平地拔起，创立了中国都城的新规制，无论规模、布局、建筑、经济、文化和人口众多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把中国都城和城市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峰。元始四年（公元4年），“又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证明商贾已定居市场。商贾定居市场是亘古以来未有的事情，说明汉长安城的商业十分繁荣。

　　西汉长安城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规模最大的首都和城市，城区范围大出郡县级城市数倍或数十倍，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的经济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城区向郊外扩展。雍门外有函里，雍门也有函里门之称。便桥（西渭桥）以东有交道亭市，渭桥以北有直市、交门市，证明市区已扩展到渭河以北。

　　在王国都城中，以梁孝王之都规模最大，位于今河南商丘。因“土地下湿，东都雎阳，又改曰梁”。梁孝王“广雎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使雎阳城竟比首都长安还大。雎阳城的范围如此之大，显然同它位于雎水、雎水运河之间，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奠基时期，那么秦汉就为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样板，使后来城市的模式很少变化。首都如此，地方城市也不例外。州县以上衙门所在地必然筑城，城墙范围的扩大也就是城市的扩展，几乎毫无例外。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新的工商业城镇兴起之后，这种格局才被打破。也就是说，新的工商业城镇是由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不一定筑城，但它们都是真正的城市。

　　5.秦汉以后的城墙与城市

　　秦汉以后，中国省级政区不断变迁，州县政区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城市是随着州县政区设置的多少而增加或减少的。每一个朝代设县的多少，几乎就是当时城市的多少，除南北朝时代的侨州郡县外，二者很少有大的差异。《水经注》为6世纪时的作品，它所记载的自古以来的城邑有3000余处，首都有180余处，总结了6世纪以前中国城市的数量。6世纪以后，尽管各个王朝继续建城，但有许多都是在原址上重建，数量变化不大。譬如，《水经注》记载的国都180余处，《水经注》以后又有许多王朝，但国都的数量增加甚微，也就是200处左右。援例计算，《水经注》以后的中国城市也就是一两千数，不会太多。

　　魏晋南北朝时代滥置州郡县，州郡县的数量剧增，十分混乱。隋统一后大加省并，以郡统县，全国有190郡，1255县。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国有328府、州，1533县。宋代全国有297府、州，1816县。当然，北宋实际上只有半壁河山，若要加上西夏和辽，全国的府州县显然比《宋史》统计的要多。元代有158路，33府，359州，4军，15安抚司，1127县。明代有140府，193州， 1138县，羁縻府19、州47、县6。另外还有卫、所等。元、明两代县数较少，是由于府州多有直辖地所致。清代全国府州厅县1700有奇，县的数量也就是1500左右，与汉代相当。由此可见，两千年来中国县的建置比较稳定，县城的多少变化不大。正因为如此，县级以上的城市也就是一两千之普，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相对稳定，极少变化和发展缓慢的态势。

　　秦汉以后，从已发现的城址来看，城的大小变化不大，仍然是首都最大，府州县依次缩小。当然，也要考虑建城地区的地理条件，并非整齐划一，大小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一般说来，府州城和边远地区相当于府州级的城，范围都比较大。譬如，孙吴的建平郡治巫城（今四川巫山），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蜀汉巴郡城（重庆），周十六里。唐太原府城晋阳，称为北都，为河东节度使驻所，城周长15.15千米。扬州城仅罗城南北十五里一百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龟兹城（今新疆库车东北）、庭州城（今新疆吉木萨尔东北）、太和城（南诏城，今云南大理南）等，其城墙的周长都在6千米左右。北宋大名府称为北京（今河北大名县），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郓州城（今山东东平）咸平三年（1000年）被黄河圮毁，移东南十里高岗重建，周十六里。吉林省中部平原的西部草原上有百余座辽代城址，凡府城周长都在4千米以上，明显的大于县城。明清西安府城周长13.7千米，开封府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九十步，可见作为省会级的府城范围更大。县城的大小与秦汉相仿佛，周长4千米左右。陕西佳县城，上海市奉贤县城，浙江镇海县城，山西平遥、太谷城，都可以作为代表。秦汉以后的都城，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和经济活动的增加，以及工商业的发展，范围都比较大。东汉洛阳城位于洛阳市东，周长14.34千米。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西南，东西长3.08千米，南北宽2.20千米。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北齐邺都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隋唐长安城周长36千米。隋唐东都洛阳城周长27.5千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仿唐长安城修建，周长16.29千米。北宋开封城内外三重，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辽上京临潢府（巴林左旗），周长14千米。中京大定府，周长15.4千米。元大都城（今北京）周长28.6千米。明南京城周长67里。后来加筑外城，周长120里。明清北京城，内城（北部）周长45里，外城（南部）周长28里，合计73里，超过了明代的南京城。由此可见，凡是作为首都或陪都的城，范围都比较大，往往要大出府州城数倍或二三十倍，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汉以后，城的范围较大，也是城区不断扩大的结果。唐扬州城本来位于蜀冈之上，由于江岸南移，蜀冈上的扬州城已远离长江，江船海轮已难于到达扬州城下，商业区就向蜀冈之下推移。后来才修筑商业罗城，而蜀冈上的小城则成为官衙所在。扬州城的扩展，也就是扬州城市的扩大。唐代的晋阳城，本来位于汾河以西，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又在汾河以东建立东城，后来又跨水为城，修建中城，形成著名的晋阳三城。扬州城展为二城，晋阳城展为三城，代表了唐代城市扩展的基本形式。唐代前期的苏州城范围较小，在安史之乱中毁于战火。后来重修的苏州城扩大了范围，面积27平方千米左右，比后来宋代的平江城还要大。唐代宝历初年，由于今武汉屯驻重兵，牛僧儒遂把武昌城改为砖城，同时也扩大了城垣的范围。苏州城和武昌城的扩大，是唐代城市扩大的另一种形式。唐长安城范围很大，但城区仍在扩展，曲江池至春明门之间人来人往，形成新的市区，胡人在沿途开设酒店就是例证。北宋时迁城新建，是城市扩展的重要形式。祁州城迁治蒲阴县（今河北安国），广蒲阴城西、北两面各三里，以旧城为子城，“旧城百姓并令于新城及草市内外分布居止”，可见草市仍在新城之外，但也成为市区。前举郓州城迁址重建，也扩大了范围，城周16里。另外就是扩大城关，把城外居民包入城内。雄州（今河北雄县）城北门外，居民稠密，城中地狭，故展北城。保州（今河北保定）加筑关城，营建1500余区。其扩展方向可能主要在城南。因为城南为漕船码头。北宋的开封城沿运河向郊区扩展，城东南7里的虹桥一带就是最繁华的所在。明清两代，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大都突破城垣的限制，向郊区发展。扬州城东、南两面滨临运河，城东、城南发展成为新的市区，货栈、旅店比比皆是，明末筑新城，就把新市区包入城内。临清城沿运河扩展，后来增筑新城，也把新市区包入城内。而汉口的崛起更是一个典型例证。汉口本来是武昌、汉阳郊区的荒僻之地，明代前仅建有汉口堡。由于明代汉水改道龟山以北入江，汉口的水路交通大大改善，遂成为重要的商业集镇，城市沿长江、汉江迅速扩展。鸦片战争前，拆除汉口堡，城区面积扩展到11.2平方千米。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芦汉、粤汉铁路的通车，汉口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城区迅速扩展到28平方千米，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大镇。另外，兰州城沿黄河形成新市区，明代增筑城垣，其范围比老城大出两倍，形成“关大城小”的格局；成都城四门外沿交通线形成长条形的新市区，尤以东南部两江交汇处最为繁华；淮安北辰镇为运河码头，商业繁荣，形成新市区，后来加筑城墙，与旧城连为一体；天水城市沿渭河扩展，形成东西向新市区，不断加筑城墙，终于成为五城相连的城市等等，也都是沿江河扩展的例证。当然，开辟商埠，更使一些城市的扩展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济南城近郊向市区转化，但以西郊最为繁华。清代末年济南开埠，就以西郊为基地，到1921年，城区扩展到纬十路。清代末年，苏州盘门（南门）外青阳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租界，同时也形成新的市区。

　　明清北京城，所以成为凸字形，也是市区扩展的结果。北京城南为运河必经之地，商业发达，人口稠密，明代决定加筑外城时就先筑南部。后因财政困难，其他三面作罢，遂使北京城成为如此形状。

　　从以上事例可以说明，明清两代，城市向郊区扩展已成为必然之势，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不再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终于要与城市脱离关系。

　　6.城墙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筑城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称得上城市的城起源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奠基于秦汉，消亡于建国初期。自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无不筑城，一直到民国时期，尽管现代火炮广泛使用，筑城的事仍不乏其例。1949年建国后，才彻底结束了筑城的历史，为中国城市发展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筑城，劳民伤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此，对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如何估价，也就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筑城与建国几乎是同义语，所以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城是统治阶级下令修建的，是为了统治者的安全。因此，城初产生时只是防御工程，与城市毫无关系。但它终究是亘古未有的新生事物，使人们找到了保存自己的最佳手段。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为中国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即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城作为城市的标志，确实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以城为代表的城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气象。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各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政权机构，并能得到安全保障，充分行使政治权力。

　　不管什么形状的城，土城还是砖城，都有具体的位置和范围，终于形成为城市。城市一旦出现，就立即显示出不同于农村的特殊功能。这就是中心地位的确立和辐射作用的发挥，使城市处于领导和统治地位。因为它是一个地区的行政中心，发号施令，领导和统治农村，役使农村供应城市。为了便于推行政令，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大都处于交通便利的地区。甚至有些就是水陆交通枢纽。这种交通上的优势，也为当地农产品的集散和货物交换提供了方便。因此，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往往又是经济中心，是工商业最发达的所在。城市这种经济中心的地位，既为城市生活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也为它所辐射的农村提供了必需的商品和生产工具，支援了农村。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能供养大批士人，即文化人，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使城市又成为文化的中心。城市有各种教育机关、文化设施，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上领导农村。城市这种文化辐射力量的强弱，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先导和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由此可见，城市的中心地位和辐射能力，标志着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发展状况。

　　中国城市这种优越的地位，是靠官府的力量支撑的，从建城到发展为城市，样样都要依靠于官府，为了官府和城市的安全，就必须修建牢固的城墙。因此，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自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这一整套行政机构主宰中央和地方，为了安全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修建牢固的城墙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由于统治者凭藉强大的统治机器和牢固的城墙，任意欺压百姓，阶级斗争一直比较激烈。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反抗与镇压反抗的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尽管中央集权比较强大，但由此而产生的离心力和分裂割据也时有发生，统一与分裂、集中与分散的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此起彼伏，十分激烈。这些社会矛盾必然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无计其数，其规模之大、损失之惨重，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仅有的。而战争中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城市，所谓攻城掠邑就是指此而言。攻城、守城之法也是军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墨子时代就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而且不断付诸实施。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数量可观，除天灾，如山崩地裂、暴雨成灾、河流圮废、瘟疫流行、沙暴埋没、自然环境恶化而废弃的外，绝大部分毁于战乱。然而，在近代火炮兴起以前，城墙守卫城市，使许多城市免遭战争破坏，能够存在很长时间，或者一直幸存下来。这种例证不胜枚举，俯拾即得。譬如，战国时，秦国准备攻打大梁城，须贾曰：“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费易攻也。”秦遂解大梁之围，使大梁城免遭战争破坏。就是近代火炮出现以后，城墙对守卫城市的安全仍起着重要作用。1926年春天，河南军阀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10万人西进祸陕，把西安城包围得水泄不通。杨虎城、李虎臣镇守西安，刘镇华围城达八个月之久，终于未能攻破西安城。这主要是西安城墙十分坚固，刘镇华用大炮轰击城墙，由于火炮威力有限，城墙巍然不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能够一直延续发展或在原址上重建，正是城墙发挥维护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火攻也是战争中常常使用的手段。但由于有坚固的城墙，才使许多城市免遭兵燹。另外，城墙在维护城市秩序、免遭盗匪之祸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城墙犹如保护神，能使城市免遭灾难，因此，各个城市都有城隍庙，以祁求城市的安全。

　　由于中国的许多城市是沿江河湖海而兴建的，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即防洪。尤其是南方地区的城墙更是如此。

　　武汉三镇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临江城门特别少，正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明洪武年间，周德兴拓修武昌城，城垣东南高2.1丈，西北高2.9丈，紧临长江的西北部城垣高出东南八尺多，显然是防洪的需要。汉口城堡只有西北城垣，而缺失东南城垣，是因为汉口地势低洼，东部在此以前已有堤防防洪，在西北方向筑堡以防御来自汉水上游的洪水。汉阳城也曾把临江的东南城垣加高数尺，同样是为了防洪。而洪水的长期侵蚀，又对城墙本身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一点在汉阳城市发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明弘治年间，汉阳朝宗门外“去江岸数十丈，沿岸有短墙横亘数十丈，迤北迤南一带有民居，深者房二层……去江又数丈，为洗马口，临江民居，屋后可驰马……今渐圮没，有逼城脚者。”但到嘉靖年间时，汉阳东门外的江岸已逼近城墙。明弘治年间汉阳南门外“自江岸至城，计五百余丈，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芦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蚁聚……至嘉靖末年以来，洪水泛涨，江岸崩卸，自城去水不满丈余”，汉阳南门外的江岸已坍塌殆尽，汉阳城面临着被水冲圮的命运。只是由于不断修葺加固，才勉强维持下来。康熙六年，知府杨必达修葺汉阳江岸城脚17处，计长近80丈，高17.8丈，宽15.4丈，足以说明汉阳城墙被侵蚀的严重程度。

　　太原城位于太原盆地，由于临近汾晋诸河，也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城墙同样具有防洪作用。唐代以前的晋阳城，东滨汾河，南有晋水，城墙的防洪作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区的扩展，特别是唐代建成晋阳东城、中城后，晋阳城横跨汾河，东城一带地势又低，城墙的防洪作用尤为重要。另外，晋阳城位于山前洪积扇上，山洪对城市的威胁更为严重。

　　晋阳城外罗城，除军事防御外，就是防御山洪。晋阳城“西面外有罗城，以御西山之水，俗呼长龙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北部罗城也具有防止沙河泛滥的作用。北宋攻下晋阳城，在毁坏城池的同时，也将城周围的罗城设施毁坏殆尽，所谓“顽民尽迁高垒削”，宋太宗“亲总统师，削平多垒。”金代，城北沙河泛滥，冲掩晋阳城北玄武楼之基，九龙庙“祠屋漂溺，栋宇檐楹扫地俱绝，而被瓦颓垣。”到明代，沙河“遇夏暴水每坏城郭，县民谷口筑堤障之，遇旱则涸。”

　　宋代的太原城位居太原盆地的北端，临近盆地东西两边向北合拢的山地，向北不远便是汾河狭长湍急的峡谷地带。宋太原城东、西、北三面环山，西临汾河。唐明镇地势低洼，潘美所筑的城位于低洼之处，城市供水虽不成什么问题，但却给后代城市的防洪带来了诸多不便。

　　宋以后太原城面临汾河和东边山洪的威胁。自宋建城以后，洪水泛滥屡有发生，太原城频频被淹。城区西半部和南关一带是洪水主要冲击的地方。宋熙宁年间“汾河大溢”，洪水冲向城西，由于筑堤及时，才免去洪水的冲淹。嘉靖末年，汾河泛滥，洪水夺阜成门冲入城内，城区西部首当其冲。嘉庆二十年（1815年），太原东山暴发洪水，水从东关而入，乘势向西，东关的大南街，南起五龙口北至万寿庵相继被冲。大南关一带积水很多，洪灾严重。光绪十二年（1886年），汾水暴涨，冲决了城西堤堰，拐角村、旱西关、水西关、大南关皆被水淹，洪水自大南关入城内向北冲，城西半部顿成水乡泽国，满城等建筑荡然无存。据有关史料统计，自1884年至1949年的六十多年中，发生较大洪水15次，差不多每四年就有一次。

　　宋代太原城城址选择时没有注意防洪问题，“当始经始者，乘用武之后，虑不及远。”城址靠近北部峡口一带的汾河河道拐弯处，这是“汾河由烈石口迤逦而至会城之西，其地北高南低，势如建瓴，一遇夏秋雨潦，冲激之害时所不免。”另一方面，城址本身地势低洼，大南关一带常有积水。明代城区向南拓展后，太原城西临汾河岸线随之延长，而城市受洪水威胁的机遇也就增大。后来城区继续向南发展，给城市的防洪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历史上洪水对太原城的威胁主要来自汾河和东山山洪。由于有坚固的城墙，才使太原城市避免了灭顶之灾。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太原城墙在城市防洪中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

　　城墙在早期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显著，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墙才逐渐成为限制城市扩大和城市发展的障碍。

　　城墙的范围是固定的，而城市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城墙阻碍和限制城市的发展。城圈一旦划定，城市的范围和活动区域就基本上固定不变，对不断发展中的城市来说，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城市人口增加，工商业发展，文化教育设施增多，都要求扩大活动空间，但城墙不能移动，人们活动的空间始终有一定限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一般来说，每个城市的城区就是指城内与关厢，城外基本上是农田，城市很少向郊区发展。只有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才向郊区推进，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像武汉、济南、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这种情况。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阻挡的。然而，城墙对城市发展的限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确实延缓了城市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城墙高大，无法逾越，所有的人只能从城门出入，而城门的数量有限，开闭有时，势必阻塞交通，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古代城市人口较少，但数十万人口的城市代代都有，城墙的阻隔作用不言自明。正因为如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是多开城门，就是拆除城墙，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条件。辛亥革命后，南阳就拆除了城墙，西安开辟了玉祥门、中山门、勿幕门、中正门（今解放门）等，增加了东、西、南、北出入口。建国后，几乎各个城市都在拆除城墙，使城市有了宽松的发展环境。由于城墙的封闭性，不仅限制了城市的范围，而且使城内外的联系严重受阻，为了城市的发展而拆除城墙也无可厚非。但盲目的乱拆除，破坏了文物古迹，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城墙是劳动人民建造的，表现了极高的建筑艺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有些已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千余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建筑工程水平，可以为发展旅游和研究工程技术服务。譬如，明清北京城，就代表了封建社会后期工程技术的极高水平，是巨大的文化宝库。但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声令下，迅速拆除，人们再也看不到如此伟大的工程了。当然，城墙是防御工程，对城市的保护也表现在防御方面，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种防御作用已失去意义。按理说，拆除多数城墙也是应该的，但绝不应该拆除有保存价值的历史名城，破坏文物古迹。也就是说，对有保存价值的历史名城，能保存的还是应该尽量保存，以显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高超，增强民族自豪感。长城也是防御工程，与城墙的结构和作用相似，只不过前者展成一线，后者围成一圈，略有差异而言。长城也早已失掉防御作用，但仍然加以保护，就是为了显示伟大的建筑工程和研究古代攻守战术，以及开发利用等。当然，保存了有价值的城墙，势必影响城市的发展，那就只有多开城门，向郊区发展，或干脆在它的近傍开辟新市区，似解决城市发展和城墙的矛盾。西安就是这样做的，既保存了历史名城，又开辟了新的市区，使古城与新市区协调发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合理地解决了城墙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应该是一个典型。由此证明，对城墙的阻碍作用要准确估价，不拆除历史名城，也能找到合理的途径，为城市的发展开辟道路。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利有弊，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应该进行研究。建国后的盲目拆除城墙，确实造成了一些损失，尤其是一些重要历史名城遭到灭亡的命运，损失更为严重。这就说明，尽管城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研究它的兴起和发展，为城墙开辟新的途径，以及探讨它与城市的关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标题：我国城市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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