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自主权不到位

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的现实原因

大学到底应该是“学堂”还是“官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曾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今年7月29日，历时两年修改、制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刚刚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下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对于此问题，钟秉林强调，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时，“首先应明确大学‘行政化’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式，明确‘去行政化’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要分析大学存在‘行政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

“大学行政化，简单来说，就是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钟秉林说：“如果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另一方面，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和分割、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进行替代与压制。”

究其原因，钟秉林认为，“大学内部存在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或行政事务) 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客观原因。”而从历史原因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大学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学校在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材标准、学生招收录取、学历学位授予、教师职称评定、办学资金使用等，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检查或审定，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也导致了‘行政化’的产生。”

钟秉林说：“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政府行政权力缺少监督制约，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现实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都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钟秉林说。但对于具体的实施细则，“高校到底应该享有哪些办学自主权、如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等关键问题，仍未有全面和明确的答案。此外，我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识突出，也导致一些大学行政人员甚至是学术人员对行政权力‘情有独钟’。”

钟秉林表示：“‘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只是简单地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更不是取消大学行政管理，关键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行政化’产生的土壤。”具体来说：“其一，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架构，协调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再者，“要依法保障、切实落实并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最后，“加强大学的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能，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目标。”

高校排行榜漏掉了什么

2009年底，一份 “中国高校绩效评价报告”一经披露，便引发热议。一时之间，对于该榜单科学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

对于目前社会上名目繁多的高校排行榜，钟秉林表示自己并不是太在意，毕竟作为一个有15个一级学科位列全国前十的学校来说，“位居前列”似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对于大学绩效评价，钟秉林表示：“关注大学绩效，讲究投入产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我认为高校排行榜能否站住脚，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价值取向，二是数据的完备性和可靠性，三是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钟秉林说：“我关注的并不是北师大的排名，而是我们应如何遵循教育规律去科学地评价一所大学的绩效？”一所大学的绩效如何，确实可以从生源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去向、就业率、工作后薪金、教师队伍素质、科研项目与成果等多方面去考量，但一个学校在关注弱势群体、为促进教育公平所作出的贡献，也应该是体现大学绩效的重要方面。

据钟秉林介绍，“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北师大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全部在校生的40%，来自农村的学生大约占三分之一，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四分之一左右，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超过10%，在北京仅次于中央民族大学，而女性学生则占到一半以上。”

而“西部、农村、女生常常是我们关注的弱势群体的代表”，钟秉林说：“综合比较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和女性学生的比例，北师大在促进教育公平上的贡献率排在教育部直属学校的前列。”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却鲜有将其纳入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