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地区性资源稀缺

　　但在国家和区域尺度上，资源稀缺、贫困和饥饿却广泛存在。这些问题并非是因为全球自然资源达到了极限，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全球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内部经济-社会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配不公以及其他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原因。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处于世界后列，经济上又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阶段的国家，自然资源稀缺的问题更显得突出，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根本的改善。

    资源利用是不平等的。首先，资源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一些国家可能拥有丰富的矿藏和森林，而另一些国家则拥有迷人的沙滩和休闲胜地。其次，资源开发的历史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资源开发，已经耗尽了他们自己的优质低价资源，他们利用其先进的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权政治以及武力、剥削、掠夺其他地区的资源。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的差异，造成人均资源消耗大不一样，如一个美国人每年消耗的能源是一个印度人的35倍，消耗的水量是一个加纳人的70倍。总的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消耗了世界资源的2/3。这种资源分布、消费和生产在空间上的不一致，就会引起区域性资源稀缺，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有一定的资源稀缺问题。

    （1）地缘政治造成的资源稀缺

    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联合行动，造成全球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尤其剧烈。50～8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对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实行封锁和禁运。目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局部（如对伊拉克、南斯拉夫、古巴等）的封锁和禁运，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属于地缘政治的原因。遭受封锁和禁运的国家或多或少都面临着资源稀缺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连人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源都感到匮乏。

    但是，历史反复证明，这种原因造成的资源紧缺只是短期的和局部的，如60～70年代，美苏对中国的禁运和封锁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东西方对峙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南南关系、南北关系虽然也有矛盾的一面，但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各国、各地区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地缘政治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小。

    （2）人口压力造成的资源稀缺

    迄1998年，世界人口已超过58亿，我国人口也超过12亿。各国都认识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虽然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大，而且生育率超过死亡率，世界人口仍不能达到稳定。按照联合国人口处的预测，1990～2025年期间，世界人口将增加32亿，其中30亿将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而在现在的发达国家地区，将只增加1.66亿人口。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已形成了年轻人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结构。随着这些年轻人达到其生育年龄，人口无疑还将进一步增加。这一人口统计分布的势头使得全球人口更难稳定，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内自然资源供给的压力将会继续加剧。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太多，资源显得非常稀缺，各类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值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值，矿产是二分之一，土地面积为三分之一，森林资源是六分之一，草地资源是三分之一。尤其是耕地和水资源，前者我国人均不足0.1hm2，不及世界平均水平0.3hm2的三分之一；后者我国人均2600m3，是世界平均水平11000m3的四分之一。水土资源是难以增加也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它们已成为我国的稀缺资源。我国稀缺的耕地资源不仅人均数量少，而且后备资源也不足，据查净面积只有6.6×106hm2。与人口大国印度相比，不仅耕地总面积（约1.65×108hm2）和人均占有量（0.2hm2）皆大于我国，而且还有后备耕地资源108hm2，远比我国丰富。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低，并将继续降低，这一难以改变的事实表明我国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过大。

    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处于人口负荷过重的临界状态，并有可能超过资源承载极限。据一些学者研究，我国目前土地资源生产力的合理承载量为9.5亿人口、超载人口约为2.5亿，21世纪初土地资源生产力的合理承载量为11.5亿人，仍将超载约1.5亿。若按温饱标准计算，我国土地资源的最大承载能力为15～16亿人口。若严格控制人口的目标能实现，2030年人口将达到资源承载极限。若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2015年就会突破这一极限。面对着人口的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压力，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严峻的资源状况承载着历史上最大人口数的危急时刻。

    （3）欠发达造成的资源稀缺

    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稀缺是通过涨价来平抑需求，刺激新的供应来克服的。但是，这个过程取决于人民是否能够承担价格波动所产生的冲击。相对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系统更接近这类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有能力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克服一些特殊资源的稀缺。但是，在贫困地区和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价格上升往往使人民购买力下降，甚至影响基本生活的维持。因此，涨价不仅克服不了稀缺，反而加重了稀缺。不过这种稀缺并不意味着自然的限制，而是由于经济原因即消费者缺乏有效的需求以调整各种投资去克服稀缺。

    对贫困地区或国家而言，当市场上的资源产品与免费的天然可用之物竞争时，改善供应就更加困难。例如，地方河流可以代替自来水，尽管河水已高度污染；在附近的荒野里采樵可以代替在市场上购买燃料。政府出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愿望，当然不愿意公众利用这些“替代品”，但又很难投资改变这种状况，因为投资解决这类问题是以减少工业、农业或其他部门的投资为代价的。资金缺乏是落后地区和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样，它们就很容易陷入环境与贫困不能兼顾的困境之中。在埃塞俄比亚或尼日尔的乡村地区，因采樵而使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使薪材更显稀缺，市场上柴价上涨，增加了各家开支，影响了农民生活。政府推广高效燃料炉，以帮助农民缓解燃料紧张，但终因设计成本太高，收效并不明显。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还经常从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拨款对灌溉和生活用水实行补贴。由于所收取的费用很低，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用水，不仅没有缓解水资源稀缺，反而使得需求量大增，稀缺更显严重，特别是在需水高峰期，水不得不严格配给，同时，一些水利设施投资建成后，收益比计划的要低得多，以致于补贴成为国家的巨大财政负担，许多国家对这些水利设施的运转和维持也不堪重负，水资源稀缺更加严重。这在中国、埃及等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靠出口本国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问题引起的资源稀缺，其后果更严重。如赞比亚的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铜的生产和出口。70年代大举借债进口石油和其他设备发展工业和运输系统，以便扩大铜的生产，出口创汇，偿还外债和发展经济。但由于石油涨价，外债利息上升，同时铜价在国际市场上下跌，更是雪上加霜。从1977年起出口铜矿石已不能收回成本，因而无力支付利息，购买石油，更新设备和运输系统以保持正常的生产能力。但对占出口收入87％的铜矿石，如果停止生产是难以想象的，只好借更多的外债。国民经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85年与1984年相比，103个发展中国家进口减少77亿美元，出口减少140亿美元。穷国出口的初级产品跌价，是造成出口余额下跌的主要原因，使急需的工业设备、配件、能源和粮食也无力进口，局面继续恶化。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愈来愈重，不仅使本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调整本国的经济结构和加强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协调；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应担负起重大的责任。

    （4）环境退化造成的资源稀缺

    环境问题中有以自然因素为主引起的，是自然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从而使人与环境的平衡受到威胁甚至破坏。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自中更新世以来旱化趋势就很明显，环境演变过程中的波动性加大，水热组合关系发生巨大改变，造成水、土、热资源的稳定性减弱，其利用的持续性（保证程度）降低。此外，旱、涝、虫、火等自然灾害也能造成严重的自然资源稀缺。对这种资源问题的避免，只能是人类在利用的过程中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作出适当的调整，减少损失。

    另一种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合理地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造成的。特别是对那些功能性的资源（包括部分物质性资源），传统上常认为是丰富的、免费的、可更新的自然要素，在利用上就不加节制，超过了这类资源在容量和数量上的限制，从而造成资源基础——生态系统功能上的整体退化；反过来，又削弱了自然资源的更新能力，使其不能持续地被人利用。这类资源包括森林、鱼类、生物种和环境承载力等。这类资源的更新并非是纯自然的过程，人类既能将利用率保持在自然更新的能力之下，又可将这种能力人为地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如果两者之间没有达到平衡，则“可更新资源”（包括环境承载力）的利用与“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就没有什么区别，“稀缺”终将来临。

    对这类“稀缺”必须要政府干预结合市场管理，以保证此类资源的利用有一个长期、全面和完善的规划，改变过去认为是公有、免费的状况。由于这类资源的属性，它们一般未进入市场，因而就没有市场价格，也就没有经济刺激去增加供应或抑制需求以克服稀缺。不仅如此，这类资源向每一个人开放，则个人很难采取保护措施。一是个人能力有限，二是采取措施后的任何好处都要与其他人共享。例如，一个渔民就不会减少捕获量以保护某个鱼种，除非他能确信其他人同样这样做，他也不会孵化鱼苗以增加公共水域中的渔业资源，除非他能确保其他人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就企业和国家而言亦是如此，例如没有国际公约的约束，各国就很难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南极大陆的资源开发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组织专家小组，研究资源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融合”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挪威和美国等已经开始建立资源账户，实行资源核算，以正确对待各种资源的价值，适当地调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准备制定资源账户，如哥斯达黎加、菲律宾和中国等，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此还未考虑。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已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约束和协调各国的行动，以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达到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