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规划地图

　　中国地图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时代“方制万里，画野分州”。颜师古说，方制，制为方域，画，谓为之界。画、划可以通用，可能就是按图划分疆界。现在有文字记载可证最早的地图就是西周初年的洛邑图。周成王派召公、周公营建洛邑，绘制成图，上报成王，即《尚书·洛诰》记载的“伻来以图”。这也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图。近年来考古发掘已为中国早期地图找到了实物证据，这就是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和长沙汉墓出土的地图。

　　1986年在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出土了7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其时代一说为昭襄王八年（前299年），一说为秦始皇八年（前239年）。7幅图均绘制在26.7×18.1×1.1cm（长、宽、厚）的松木板正反两面。除反映山、水系、沟溪、关隘、道路等地理特征外，并有县、乡两级政区治所位置的标注。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3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时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对长、宽各96cm的正方形图，被称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98×78cm为《驻军图》；40×45cm为《城邑图》。《城邑图》所绘城邑为四方形，标注了城的范围、城门堡、城墙上的楼阁、城区道路等。街道分为二级，有宽有窄，并以象形符号标出宫殿的位置。这就是中国城市平面图的最早实物证据。

　　从《尚书·洛诰》记载的洛邑图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城邑图》，都可以证明中国城市规划最早使用平面图。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必须有平面图，而平面图正是框定城市范围和分区的主要标志，指导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历来受到重视。

　　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中国城市图也起源于西周，二者是同步的。由此证明，城市规划与地图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往往先有规划图才建成城市，洛邑的营建就是例证。从西周的丰镐起，直到明清的北京城，都是依据规划图而兴建的著名都城。丰镐如此整齐，不可能没有规划图，只是已无从考证罢了。春秋战国时，地图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城郭之大小”的地图比比皆是。这些地图后来都被收藏在秦都咸阳，刘邦灭秦，萧何尽收藏之，成为西汉长安国家图书馆中的重要图籍。秦咸阳是否有图，不得而知，汉长安有图，毫无疑问。《三辅黄图》就有汉长安城图，只是已经失传罢了。《三辅黄图》中的“图曰”、“旧图曰”等，应该都是指汉长安城图而言。既然有“图”、“旧图”之分，可见还有几种城图，说不定“旧图”就是最早的长安城规划图。东汉末年，杨修绘有《西京图》，其图当有所本，是否《黄图》所说的“图”或“旧图”，已不得而知。三国时，如淳说：“《长安图》，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证明长安城图依然存在。

　　自西汉以后，中国城市规划多有平面图，都城如此，地方城市也不例外。西晋时裴秀绘制《晋舆地图》，指出洛阳太仓西南“池水名狄泉”，证明该图包括西晋洛阳城图。隋唐长安和洛阳都是宇文恺规划设计的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都城，应该都有规划图。长安城“凡所规画皆出于恺”，筹建明堂时也先绘制规划图，并撰有《东都图记》二十卷。《元和郡县图志》就有长安、洛阳城图，只是与《东都图记》一样，早已佚失罢了。宋人吕大防把长安城图、兴庆宫图刻在碑石上，长安城图残石（1934年出土）、兴庆宫图碑石现均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考古发掘证实，这两幅图都相当精确，显然是依照原图刻石的。吕大防在《题记》中所说的“长安故图”，应该就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时的规划图，或者是这幅图的副本。正如《题记》所说，“予因考正长安故图，爱其制度之密”，又伤唐人冒疾，史氏没其实才制图刻石的。《云麓漫钞》明确指出，此图是以《旧图》和《两京新记》为本而绘制成的。南宋人程大昌《雍录》中有《阁本大明宫图》、《阁本兴庆宫图》等，证明隋唐长安城图依然存在。直到元代，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还有“城图”的记载，可见元代人还能看到长安城图。

　　北宋开封外城建成于后周，但宋初重修时，“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纯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可见先有规划图，然后才施工建成的。北宋末年的开封城，“一撤而方之如矩”，十分“引直”，是经过多次改建以后的形态，与原来的规划图有一定差异。北宋开封城的规划图早已佚失，只是得之“耆老相传”而已。

　　元代的大都城是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划的，使用规划图当了无疑义。刘秉忠就是元代上都、大都城建设的决策人和设计者，应该说两都的建设都是按照规划图施工的，不然如此整齐、完全对称布局就无法实现。明清北京城，更是严格按照规划图来施工的，今天传世的清代北京城图当有所本，就是证明。《大明一统志·图叙》说：“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可见建城立邑必有规划图，更不用说像明代这样规模宏大、建设时间长久的京城了。明初重修西安城时，就首先“规制为图”，地方城市尚且如此，首都有规划图不言自明。

　　宋代刻石的两幅地方城市图特别珍贵。一幅为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刻在碑石上的宋《平江图》，即苏州城图，现存苏州文庙。碑高2.48米，宽1.4米，是目前古地图中保存最详细、最准确的城市平面图。一幅为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镌刻在桂林鹦鹉山南崖壁上的《静江府城池图》，即桂林城图。图高2.9米，宽2.98米，上方还有高0.31米，宽3.08米的《图记》文字。这两种城图虽然都不是规划图，但在制图时必有依据，说不定也都参照了原来的规划图或有关记载。尤其是《静江府城池图》，实际上是该城竣工时的总平面图，应该是以规划图为蓝图而制定的。

　　《平江图》的刻图时间晚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对大城的重修时间，但刻图并不是成图，应该说成图在先，刻图在后，因此，《平江图》仍然是南宋重修城池的规划图。该图制图技术之高超和对城区绘制之详细，在中国城市地图史上都是空前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宋时平江府城街巷十分密集，证明城市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是南宋时地方城市发展状态的典型代表。

　　《静江府城池图》是静江府城的竣工图，但该城的旧城很小，先后有四次扩展，等于在旧城外重筑了四座城池，有李制使城池、朱经略城池、赵经略城池、胡经略城池之别。胡城是最后一次筑城，该城竣工于咸淳八年（1272年）三月，城图是在城池竣工之后一个月内制成的。城图包括旧城和四次扩展的城在内，使静江府城成为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由此可见，静江府城的最后一次修建，是与规划图同步进行的，是在规划图的指导下完工的。像图中就有“城壕广袤，缗钱砖石，灰木工役之数”的记载，显然先有预算，后有决算，最后记入城图。因此，《静江府城池里》既是竣工图，也是规划图，与《平江图》齐名。

　　元李好文的《奉元城图》，即五代宋元的长安城图，成图时间不详。李好文曾于至正元年（1341年）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至正四年（1344年）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那么，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其成书时间必在至正元年与四年之间，已在元代末年。书中有《汉三辅图》、《奉元州县之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城里》、《城市制度》、《奉元城图》、《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上》、《唐骊山宫图中》、《唐骊山宫图下》，另外还有咸阳古迹和唐陵图，应该说，《长安志图》就是一本西安历史地图集。这些地图，大都是李好文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绘制的，图记中往往有“今天”怎么样，就是明证。李好文在长安期间，亲自踏勘文物古迹，为制图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像他到汉城地区去考察，对汉长安城是不是“北斗形”、“南斗形”的问题，说“今观城形信然”，经考察后发现，“盖是顺河之势，不尽类斗之形”，就是典型例证。唯独《奉元城图》应该是依据元初的规划图而绘制的，因为元初重修了长安城，并“遍访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踪故迹”，才选择了安西王宫的城址。该图称安西王宫为安西故宫，其方位确切，也符合历史实际。元代重修后的长安城，四角的角台为圆形，有现在西安城的西南角为证，以及考古发现的元京兆府城西北角为证。西北角的圆形半径为27.5米，与西南角相仿。然而《奉元城图》的四角为直角形曲折，显然为制图时的疏忽。图中对城门和城内布局的标注应该是可信的，作为元代遗留下来的地方城市图，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今天的西安城是明初修建的。明初在原长安城的东北隅修建秦王府城（即今新城），并把西安城的北墙、东墙向外扩展了三分之一左右。明初重修西安城时，就有规划图，“命中书省考形势，规制为图以示之，使按图增筑”。因为修城时间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到十一年（1378年）才竣工，历时将近十年，没有规划图是不可想象的。《西安城墙史话》一书中所复制的《明西安会城图》，为嘉靖时的西安城图，可能就是明初重修西安城时规划图的副本。这可从尚无北、南、西三关城和钟楼仍在西大街以北得到证明。嘉庆《咸宁县志》所载《城图》，只能反映清代后期西安府城的概况，距明初已相当遥远了。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所载《城关图》，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测量图，与今天的城图相似，对指导今天西安城市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城市规划最早使用平面图，无论都城或地方城市几乎无一例外。这就为中国城市形状规整、布局整齐和延续发展有章可循创造了条件。《管子·乘马》早就指出选择城址要重视当地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同样是城市规划必须遵循的原则。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充分使用规划图是它的显著特点和优点，今天如此，过去亦然。当前的城市规划图已被列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具有法律效力，是指导城市建设的法定地图。
　　本文标题：我国城市的规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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