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changes  of climate  andveget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气候变迁根据近十几年来地理和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得知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气候回暖时期，在中国大致相当仰韶文化时期，故亦称为“仰韶温暖期”，距今8000～3000年。从3000年前开始出现了气温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有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
①5000年以前的温暖湿润气候。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黄淮海平原）在5000年前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獐、竹鼠和貉等动物遗骸，这些动物现今则主要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又多沼泽的长江流域。在京津地区当时则生存有一些现今见于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且以栎、榆等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据天津、辽宁地区孢粉研究证明，在7000年前这一地区生长有今天见于淮河流域的水蕨。在京津地区以南的河南、山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喜暖动物和竹类，推测当时黄河流域年均温较现今约高出2℃。距今8000～2500年，辽宁南部地区以栎和榿木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气候温暖湿润，近似今天的山东半岛，这一温和气候带向北可延伸到黑龙江省的呼玛县一带，该地区地层的花粉组合中也有一落叶阔叶树榿树的优势带。
长江流域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孢粉分析结果证明，5000年前的气候普遍较今温暖湿润；如上海附近地区年均温约比现代高2～3℃，相当今浙江中南部气候。太湖地区自全新世中期以来，也处于气候热暖潮湿的环境之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见余姚市）的动物遗骸中发现了象、犀等现今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动物。当时的气候大致近于现令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南部和云南。新石器时代杭州湾年均温高于现今4℃以上。其他如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江西南昌地区及下游安徽安庆地区均有孢粉分析的结果，证明距今5000年前气候较今温暖。此外，中国西部内陆在仰韶时期气候也较温暖。天山北麓在全新世中期云杉的生长树线较今为高，云贵高原元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今活动在西双版纳的喜暖动物。西藏高原上地面堆积物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当时气候较今暖和。
总之，距今10  000～5000年左右，从北起黑龙江南至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东部地区，处于温暖气候期。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水牛、象和貘等喜暖动物可证明，这种温暖气候期大致下延至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殷商时代。
②5000年以来的气候变迁。自后三四千年来，中国气候发生数次寒暖交替变迁的时期：第一，从公元前10世纪起的西周早期，约有一二百年气温有所下降，在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遗址中，未见喜暖动物，同时在文献上也有江汉冻结的记载。约至公元前8～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气候又趋缓和。《春秋》一书中记载到公元前698、前590、前545等年冬天鲁国都未有冰冻出现。据《荀子》、《孟子》等书记载，山东农业种植一年可两熟。这种温暖气候大致持续到公元前2～前1世纪，那时河南淇水流域和陕西的渭河流域都有大片竹林存在。第二，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起，寒冷空气开始侵袭黄河流域，据《汜胜之书》和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两部农书中记载的农时，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的气温较今为低。《晋书·慕容皝载记》记载到公元333～336年，从辽东湾西北岸至辽东湾东南岸沿海连续3年全部冰冻，估计年均温较今低2～4℃。到公元8～9世纪时黄河流域一度转暖。如在西安盛开只能抗御-14℃最低温度的梅花。冬季最高温估计较令高出2℃。第三，10～12世纪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北宋政和元年）曾出现太湖全部结冰的罕见现象。在同一世纪里，还发生过苏州运河冰封和福州荔枝冻死的情况。至13世纪中又有一段时期回缓。如元初在河南怀、孟地区又恢复了北宋初年撤废的管理竹园的司竹监。但这一回缓时期为时很短，14世纪开始中国气候又转入严寒。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14～19世纪末，是一次世界性寒冷时期，即所谓小冰期。就中国而言，特别是15世纪以来，气候加剧转寒，至17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据谈迁《北游录》中物侯记载，推断当时北京冬季较今约低2℃。这种气候转寒的现象，在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均有所反映。19世纪末气温又开始稍有转暖。
中国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距今5000～3000年，黄河流域的年均温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相当今长江流域。距今3000年至今，温度波动明显。周期约400～800年，年均温振幅约1～2℃，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根据动植物地域分布的演变来看，5000年来温暖时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弱，而寒冷时期则越来越长，强度也逐步增大。而这种变幅高纬度地带又大于低纬度地带。
5000年来旱涝状况与气候暖冷交替基本一致。有人将中国东南部地区近2000年来旱涝记载进行分析，以公元1000年为分界线，前期干旱时间短，湿润时间长，而后期则相反。而近500年来旱灾又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为常见。其中16、17世纪旱灾多于涝灾，18、19世纪涝灾乡于旱灾，  20世纪以来旱灾又明显多于涝灾，说明15世纪下半叶～17世纪末为干旱阶段，17世纪末～19世纪末是湿润阶段，而20世纪末又进入干旱时期，且干旱发生频次北方高于南方。
植被变迁在五六千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覆盖有天然植被。直至晚近时期还有丰富森林植被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区在当时分布着以寒温带、温带森林为主的茂密植被（见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脉）；两广丘陵山地和云贵高原南部地区，无论从孢粉分析或文献资料都证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一地区山林翳密，草木畅茂，分布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沼泽植被；在秦岭山脉、大巴山、大别山、江南地区和闽浙山地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并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北部、中部、南岭山地、两广山地丘陵北部（见云南高原、贵州高原、江南丘陵、东南沿海丘陵）及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也是中国早期森林面积最大的区域。据出土遗物、孢粉分析，长江中下游平原距今8000～5  000年前有亚热带森林及沼泽植被分布。秦岭山区在3000年前仍存在大片原始森林。此外，在浙江余杭良渚、吴兴钱山漾、余姚河姆渡、湖北京山屈家岭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遗物亦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森林、竹林和沼泽植被广布。文献记载当时会稽山地和四明山地有一片被称为“南林”的茂密森林。
进入全新世以来至二三千年前华北亦普遍分布有茂密的天然森林植被。辽南地区、燕山山地南部情况亦相类似。对北京平原的泥炭沼泽的孢粉分析表明，在全新世期间该地兼有森林、草原及沼泽等天然植被。在广大华北平原上亦普遍分布有森林、沼泽植被。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貘（四不象鹿）、野生水牛、象等喜暖动物证明该地有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正所谓“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与《禹贡》中所描述华北平原中部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的植被情况基本相似。又如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南部，近几百年来森林破坏严重，而在2000年前却覆盖有茂密的森林和竹林。据《诗经》、《山海经·五藏山经》等先秦地理名著中记载，现今陕北、陇东山地及汾河下游霍山、中条山森林遍布，太行山区淇水流域的竹林则在西周时代已很著名。
除上述森林沼泽植被地带外，在中国大兴安岭南段、呼伦贝尔草原、东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西北部及青藏高原中部和南部，古代则是广大的草原地带。这一地区历来为中国游牧、渔猎民族的活动场所，这些民族过着“逐水草迁徙”、“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经济生活。直至汉代，阴山山脉一带还是“草木茂盛，多禽兽”。北齐《敕勒歌》：“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这一地区自然景观的生动描述。
此外，在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等地，存在一长条气候干燥、植被稀少的荒漠地带。其中个别地区也分布有不少森林草甸。如河西走廊水草丰满，宜于畜牧。祁连山地、天山山地、阿尔泰山地都有成片天然森林（见祁连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但就总体而言，人烟稀少，地势高寒，交通困难。
全新世以来，随人类活动影响，各地天然植被分布地区逐渐减缩，栽培植被代替了天然植被。但其原因、程度和过程，在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一般说来，当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出现了原始农业，即开始改变天然植被，但在铁器工具普遍使用之前，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仍然是有限的。如直至春秋时代，在古今植被状况变化最大的华北平原，人口仍然十分稀少。河北平原中部仍有一片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各城邦之间还存在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人为垦殖范围不大，对植被变迁的影响亦有限。其时黄河中游地区仍保持有良好的森林和草原，宁绍地区和四明、会稽山地在春秋时代大部分仍为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
战国开始铁器工具普遍使用，加上各国变法，发展农业，奖励垦荒、辟草莱。天然植被的破坏迅速加剧。在河南中部地区已“无长木”，山东丘陵西麓的泗水流域已“无林泽之饶”。今冀、鲁、豫3省交界的东郡在公元前2世纪已缺乏薪柴（《史记·河渠书》）。在以后的2000多年间，这一地区战争频繁发生，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垦殖和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焚毁相交替，使破坏的植被未能恢复。晋末十六国时代，长期战乱，大片农田荒芜，变为次生草地和灌木丛。同时水利系统破坏，盐碱遍地，灾害连年，农业也未获发展。隋唐统一时期，在华北平原大事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大片栽培植被替代了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宋金以后黄河经常泛滥于河南、淮北之间，沙地和盐碱地比比皆是，已无良好的植被覆盖，天然植被破坏殆尽，更无森林可言。因而这一地区成为历史时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活动破坏最严重、影响最大的地区。
其次是黄河中游地区，除陕西渭河平原、晋南和豫西外，大部分在战国以前仍为畜牧区，森林和草原广布。秦汉时代大量汉民移入本区，设置郡县，发展垦殖，农牧界线一度北移至阴山以北和乌兰布和沙漠一带。河套地区因农业发达而被誉为“新秦中”，于是大片天然植被为栽培植被所替代。东汉以后虽因游牧民族的内徙，农牧界线大体上恢复到战国后期的情况，次生的草原和灌木丛又大片取代了栽培植被。但因气候转寒、干，已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以前的状况。北魏时代在河套地区也进行过垦殖，至隋唐盛世农牧界线再度北移阴山一线。唐元和年间（9世纪初）在河套屯田，垦田约1320公顷，以后又在陕北、银川平原开设屯田，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又遭到大规模破坏。宋金以后本区的农牧界线长期维持在今陕西和内蒙古之间。由于宋、金、西夏间的长期战争，为修筑堡寨，屯垦戍边，廓清视野又大肆砍伐残存的森林。陕北一带“山林无巨木”，今环县境内在当时已“不产材木”（《续资治通鉴》卷51）。明代于长城以外地区，每年进行烧荒，植被几乎破坏殆尽，以至沙地不断扩大。
太行山中段地区古今植被变迁也很大。从商代开始许多政权的都城设置在太行山东麓，宫室的营建均取材于此。日久天然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历代河北平原上每逢战乱、灾荒，饥民多入山为生，滥垦滥伐。北宋时，太行山区半为童山。至明代玉米、甘薯等作物传入，山区林木砍伐更甚。豫鄂川陕交界地区在古代是一片亚热带森林。元以前仍然人迹稀少。明初开始大量流民迁入，至明中叶进入郧阳山区的流民竟达200万口之多；清中叶又发生一次大批流民迁入的浪潮。流民进入山区后，伐木造纸、烧炭，种植玉米、甘薯，甚至开辟梯田，多年老林均遭砍伐，水土流失严重，是中国天然植被破坏较晚而程度极为严重的典型地区。此外有些地区天然植被破坏较晚，如东北长白山区在历史上长期是渔猎经济为主的部族居地。唐代渤海国虽有农业，但规模不大，辽、金、元时虽也在此兴办农业，然影响甚微。大规模的垦殖大体始于清代大量汉民迁入以后，但因为时不长，古今变化相对而言远不如前述地区显著。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时期的天然植被历经很大变化，其原因有自然本身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各地区植被变化的程度随人类活动频繁的状况不同而异，如华北平原因开发较早、人类活动频繁，天然植被已破坏殆尽，全由栽培植被替代，实质上意味着大片森林的砍伐。又如黄河中游、太行山区除了人为破坏外，又加上气候干燥等不利的自然因素，更使不少地区变成了荒山、荒坡和沙丘。西南、东北等地区由于开发较晚，人类活动相对而言较少，故至今尚保存较多的天然森林。总之，中国在4000多年中，植被覆盖面大为缩小，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